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与公民社会建构

非营利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其参与治理公共事物已成为全球潮流。台湾的社会力从威权时期长期被严厉压制下的状态下奔流而出,成为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力。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社会运动型的社团向着比较常态的、正式的非营利组织回归。台湾的非营利组织也获得很大发展,并已参与治理台湾的公共事物,“社区总体营造”和“9.21大地震”的救灾及灾后重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主导和民间自发两种不同的方式与路径。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自治何以可能？——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通过构建一个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以西南农村地区G社区为例,系统剖析党建引领如何促进社区自治的实现。研究发现：政党通过一系列政治机制破解“条块”矛盾、划分治理边界,以此实现社会性整合的目的;同时,政府组织中的考核目标制、人事制度等为执政党意图实现提供了有效科层手段;最终通过公共空间营造和社会组织培育重塑社区治理结构、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因此,党建引领社区自治的实质就是主体行为从孤立到良性互动、关系结构从“原子化”到有机联结、制度逻辑从离散到共演转变的过程。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德国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以社会政策领域为例北大核心CSSCI

目前中国政府尚无法提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正逐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在我国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主要关注德国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经验和教训。德国经验表明,单独依托政府无法在财力和质量监控上确保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德国地区间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从财力上确保为国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费保障;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更好地规范了非营利组织准入制度、员工培训与管理,并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服务监督以提高服务质量。借鉴德国经验时也必须意识到,德国的非营利组织广泛参与与其国家和社会所倡导的自治准则及非营利组织发展密切相关。     

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分析——以A社区慈善超市为例

作为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作为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慈善超市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城市纷纷涌现，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以A慈善超市为例，试图以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分析为视角进行剖析，以期对探讨社区非营利组织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关系有所借鉴。     

社区治安韧性治理：行动逻辑、能力指向与实现路径

韧性治理是风险时代寻找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治理理论。将韧性治理引入社区治安治理,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逻辑,契合社区警务的内在发展要求,符合新时代多元主体合作的基层协同治理模式。社区治安韧性治理目的是促进韧性能力提升,这些韧性能力包括社区治安的预防力、自治力及学习力。从主体韧性、技术韧性和社会韧性3个层面入手,构建社区治安共同体,夯实组织基础;运用治理技术,提供科技支撑;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营造社会环境,促进社区治安韧性能力提升,实现社区治安韧性治理。     

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突破之道

银川市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城市,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社区内人均收入不高。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难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难以兼顾多民族居民需求等挑战,也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以及资金和人才匮乏等发展困境。该文从银川市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入手,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社区工作人员,分析其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困境,继而从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以期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治理。政府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要合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社区社会组织要了解社情民意,促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构建社区文化氛围,促进民族文化沟通。     

为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南京市鼓楼区把大力培育发展民间非营利组织作为深化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民间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益事业和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使其得到健康长足的发展。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基于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扶贫实践

文化扶贫实践是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以文化动能，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贫困社区的文化能人、文化自组织是文化赋能的重要载体，基层政府是贫困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重要力量。文化扶贫实践的成效，取决于乡土社会内部的文化资源网络与政府制度供给的文化服务平台之间的耦合程度，同时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及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对于促进社群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发挥了关键作用，进而成为推动社区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在于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社区自组织的运行能力，协同联动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文化动能，达成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目标。     

流动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探析——以济南市K社区为例

公共性作为社区治理的内在价值追求，是社区秩序的基本要素和支撑保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异质性社区，重建社区公共性不但是实现多元社会管理格局的前提条件，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支点。本文通过对济南市K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公共性培育面临着关系网络松散、公共空间萎缩、社区功能单一、主体结构失衡、社区组织发育迟缓等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流动人口需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首先要通过培育社区认同、营造社区文化、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打造交流互助平台等途径，增进社区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破除主体间性困局，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性的重建。     

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组织体系重要的组织细胞,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支撑体,它能以其独有的特质和优势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承接大量由政府改革转移出来的职能,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形式。但是,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服务方面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其发展壮大有赖于自身获取资源能力的提升,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长效机制的构筑。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组织体系重要的组织细胞,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支撑体,它能以其独有的特质和优势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承接大量由政府改革转移出来的职能,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形式.但是,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服务方面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其发展壮大有赖于自身获取资源能力的提升,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长效机制的构筑.     

互助与博弈:试论台湾社区营造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

社区营造作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所在。台湾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社区组织的发展和参与,对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台湾社区建设制度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不难看出,台湾的社区营造虽然呈现自下而上的特点,但仍然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台湾的社区营造也存在诸多未竟问题,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亦需要规避其存在的问题。     

台湾社区营造政策及其对大陆社区治理的启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台湾社区发展政策尤其是社区营造经验值得借鉴。自1965年台湾正式实施社区发展政策以来,在50年的演进过程中,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政策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调整和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社区总体营造计划"、"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和"健康社区六星计划"为标志的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为出发点,以社区公民再造为主体,以社区文化再造为先导,实现社区的功能整合和结构整合,有效带动了城乡社区的协调发展,对于推动大陆城乡社区建设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社区老年服务:英、美、日三国的实践模式及其启示

英、美、日三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老年服务的实践模式。英国社区老年服务的工作体系正规化,服务形式多样化,监督体系完善化;美国社区老年服务提倡自助养老,实行正规化的志愿者服务,重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日本社区老年服务提供全面的家庭照顾服务,发展居民互助型的非营利组织,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英、美、日三国的实践模式对推动我国社区老年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二要完善社区老年服务的法律法规;三要提供支持家庭照顾者的服务;四要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组织;五要扩大社区志愿者队伍;六要建设专业的社工人才。     

棚户区改造与社区治理论——从莫地的变迁谈起

通过对抚顺市莫地社区棚户区改造前后巨大变化的对比案例及分析,探讨了国内传统型社区进行治理的基本模式塑造,并提供了政策建议及制度建设方面的意见,指出政府应在总体规划、政策法律制定、资金投入方面形成制度,同时非政府机构亦应贡献其经济、组织等社会力量。     

中国城市社区非营利组织面临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随着社区建设不断发展 ,新兴社区非营利组织与其他社团组织、公益事业组织正在努力扮演着中国城市社会的中间层 ,并且发挥着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动员参与、社会整合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 ,但是社区非营利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同时也面临着自身能力不足等问题。民主参与、市民自治、组织民间化正逐渐成为社区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趋势。     

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城市社区精神培育研究

社区的安全稳定与井然有序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善治的根本保障。"社区精神"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对当地社区公共生活的共性认知,对缓解社区治理场域中的矛盾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种种需要,带动城市基层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下,充分考虑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环境与时代特征,有效培育社区精神的着力点在于:理论探析社区精神及其培育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和主要功能;现实考察社区精神培育的发展脉络、典型经验与现实困境;全面探寻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培育社区精神的长效路径,最终提升城市基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质量与社会治理水平。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社会领域的公众参与日显重要。但是,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政府动力不足,制度供给不充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组织化、专业化程度偏低,不利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必须转变政府社会治理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引入专业社工,促进专业社工与志愿义工的科学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