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逻辑看农民合作的现实可能

世纪初,国家希望通过税费改革解决三农危机,实现乡村稳定,推动乡村发展.然而在缓解危机的同时,负面效果也在呈现,乡镇资源枯竭加之村干部的"不作为",村庄难以治理,市场冲击下的消费主义兴起,乡村治理又面临新的困境.此时,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使村庄治理的改善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为农民合作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农村社会的治理危机:四个维度的分析

中央政府推出的以税费改革为标志的一系列惠农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负担,国家与农民关系呈现出缓和的趋势,政府在农村的合法性形象得以改善;但是,为数众多的农村陷入无治理状态,农村社会出现了新一轮的治理性危机。从治理主体、农民政治参与、共同体重构以及信仰危机四个维度去分析这轮治理危机,经过精兵简政式改制后的乡镇政权苦于财政枯竭及权力萎缩成了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的"维持会",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政治实践频繁遭遇家族势力、宗族势力、黑恶势力、精英贿选等潜在的威胁,农民的民主权利在部分地区得不到实现,农村健康的内生性组织缺乏,农民因此严重缺乏社会生活的组织平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中央提出完善村党组织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实际上包含了治理主体优化、治理网络重构与治理机制搞活三个维度,遵循着提能赋权、组织起来与上下联动的党建引领逻辑,有力提升了乡村治理成效。具体而言,中央通过村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合法性建设与有效性建设,对村级党组织提能赋权,巩固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领导的权威基础;通过整合村级资源、吸纳社会组织与推动合作行动,重构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依靠村党组织将乡村治理中的资源、主体和行动重新组织起来;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通过"自上而下"的上级党组织督导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党员动员的办法,确保了乡村治理机制的顺畅和活力。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既对乡村治理既有困境进行了有效回应,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乡村"三治"体系的融合。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乡村公共话语场的理论逻辑、变迁轨迹与建构路径

作为补构公共能量场理论缺失的公共话语场在解释我国乡村治理问题时更具说服力。情景、权力和秩序构成了乡村公共话语场的理论逻辑,其中,情景逻辑在于对抗性空间的营造,权力逻辑重视基础性权力建设,秩序逻辑强调理性化有序博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梳理不同时期我国乡村公共话语场的变迁轨迹,可以发现:虚置、真空和失范分别是帝制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的具体表征,而基层政府的"话语霸权"和底层村民的"政治冷漠"是乡村公共话语场建构的结构性困境。基于此,应以乡村治理模式选择为切入点,在系统分析乡村柔性治理模式与乡村公共话语场耦合性的前提下,通过柔性治理结构的重塑,为乡村公共话语场的建构提供学理支持。     

论乡村社会的私人性治理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型,呈现出干群关系“脱嵌化”、乡村治理去政治性、去规则化的三重特征,这表明了乡村社会中私人性治理的到来.要理解乡村治理逻辑的转变,务必将其放在税改这一制度性背景之下,资源获取方式的改变构成了乡村社会私人性治理的外在动因,治理责任的丧失成为了私人性治理的内在动力.私人治理不仅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也把乡村引入了趋于陌生化的社会.     

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理: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以L市Y镇乡贤会为例

乡村社会的困境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但是"新乡贤"的回归有着独特的行动逻辑:政府动员是其动力逻辑,"污名化-离场-重生-返场"是其历史逻辑,嵌入性治理是其功能逻辑。厘清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对于重塑现代乡贤,重构乡村权威以及推动乡村善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