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辩护应以全面分析与论证案情为基础 ——以于欢案为例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律师的专业化辩护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实践中看,只有建立在全面分析与论证案情基础上的专业化辩护,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从于欢案的辩护过程看,虽然这一案件的辩护意见仍有补充、完善的可能,但从这一个案也能折射出,全面分析和论证案情对专业化辩护具有的重大意义。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辩护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管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日渐萎缩,极大地制约了辩护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当按照有效辩护原则的要求,从立法上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保障律师充分参与刑事诉讼进程,实现有效辩护。     

辩护制度立法完善研讨概述

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但是,目前有关辩护制度的法律规定还不够完善,司法实践中对辩护制度的具体贯彻也存在诸多问题。近年来,在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完善的研讨中,大家对如何健全辩护制度,发表了很多意见,其中,要求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     

论我国有效辩护制度之构建

在对抗制国家刑事诉讼体系中,代表被追诉人的辩护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辩护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刑事案件最终的实体结果。因此以有效辩护理论为基础而构建起的制度体系是刑事辩护律师实现有效辩护的保障。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突出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如何尽快提高辩护质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的辩护就愈显重要。     

论我国的刑事指定辩护制度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完备程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者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能否得到体现。目前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

辩护制度是司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决定现行法 (刑事诉讼法 )生死的核心点 ,是预测日本刑事司法未来的关键”[1] 。因此 ,人们说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2 ]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改革 ,尤其是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从而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形成了律师全方位、多阶段、多种形式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格局。正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的 :“辩护人参与侦查程序并不会…     

我国侦查程序中控辩平等原则的践行理路

当前我国正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关键时期,以辩护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控辩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重构是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核心问题。刑事诉讼法改革旨在构建一个充分体现法治理念的刑事司法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程序制度。对侦查阶段控辩关系的研究,不仅对于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刑事诉讼立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而且也是实现刑事司法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     

论我国侦查构造的重塑

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展开的系列诉讼活动,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的侦查程序不仅包括侦查机关的侦查指控活动、审判机关的审理裁决活动,而且包括犯罪嫌疑人自始至终的辩护防御活动。侦查构造是刑事侦查的控诉、辩护、裁判等程序主体的法律地位与相互关系形成的组织结构形式,侦查构造集中反映一国刑事诉讼控制犯罪的能力与人权保障的程度,事关刑事诉讼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基于法治视角,侦查构造客观具备固有的应然特质,检视、重构我国侦查构造已然成为当下刑事法治建设的必然逻辑与现实路径。     

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坚决保障律师提前介入

问：请你谈一谈新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的重要意义。答：人民法院公开审判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特别是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刑事诉讼的一条重要原则。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     

律师辩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调节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司法文明。针对现阶段社会不和谐因素与律师辩护的关系,应从制度层面完善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侦查阶段,奠定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法律地位,赋予律师应有的权利;审查起诉阶段,完善证据制度,确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推行辩诉交易,扩大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审判阶段在过程中提高效率,并通过落实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化解社会矛盾;执行阶段,建立律师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促进罪犯改造和有效回归社会,减少再犯罪;取消《刑法》第306条,构建和谐的控辩关系,将有效的律师辩护落到实处。     

论美国早期民主对刑事辩护权发展的影响

美国早期民主政治对后续的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律师业也在19世纪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目前关于美国早期民主对刑事辩护权发展之影响的研究却鲜有作品涉及。本文梳理了美国早期刑事司法环境,描绘了19世纪末期的辩护制度发展历程,对比了古代中国集权体制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将美国刑事辩护权发展的实质性因素归纳为:人民主权原则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贯彻,多元分权制度给予辩护权发展的空间,以及司法的最终权威是辩护权发展的强力助推。最后,刑事辩护权发展的最终归属将是权利自由。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律师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等重大缺陷.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法律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违法现象严重和诉讼观念陈旧.我国应完善刑事辩护制度,赋予律师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保证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保证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法哲学视野下的控辩平衡——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例

控辩双方权力（利）的平衡是刑事质证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是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材料的重要管道。然而现在的150条却几乎把这条管道截断了。后者可以避免先定后审的缺陷，但却使控诉权进一步膨胀辩护权进一步萎缩，导致质证流于形式。倘要让质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赋予辩方更多的辩护权，以此制衡强大的控诉权。     

略论刑事辩护质量

刑事辩护的质量关系到刑事辩护制度的未来与生命。受诉讼理念、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辩护的质量呈现出普遍不高的现状，严重制约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从完善辩护制度、扩充律师权利、建立辩护律师准入机制入手，提高我国刑事辩护的质量，已是势在必行。     

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法律救济

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法律救济是著作权保护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其根源在于刑法保护著作权的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为著作权人自身的维权意识不到位及社会的著作权保护意识淡薄,与刑事法律救济的间接性、著作财产权的特殊性也不无关系。在中国入世的今天,加强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法律救济是著作权保护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随着社会利益本位说的发展,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成为刑法理论界的一个新的问题。对于防卫行为应如何界定其限度？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界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界定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标准？这些,都是正当防卫理论中应该探讨的问题。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水岭,关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英美法系、大论法系以及我国的刑法界都有成熟的理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标准难以把握的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标准来界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我国刑法应为职务防卫正名——从职务防卫的困境谈起

我国职务防卫面临法律适用层次低、适用性不强、法律性质不明确、防卫权不能正常行使等困境。刑法应科学地重构防卫制度体系,为职务防卫正名。职务防卫发动的法律依据、正当化事由与正当防卫基本相同,国内外刑事立法可鉴之先例,是我国刑法为职务防卫正名的可行性之基础。     

积极修辞在刑事案件辩护词写作中的运斥——以夏俊峰故意杀人罪死刑辩护词为例

积极修辞的有效运用，可以打破词语的一般意义层，鲜明生动地联结起意义网络。中国政法大学滕彪教授为沈阳小贩夏俊峰故意杀人罪撰写的刑事辩护词为现代汉语修辞分析提供了典型的法律文本，展示积极修辞在刑事案件辩护词中的作用，有利于形塑社会经验，介入、影响法律的文本功能，构筑、编织法律话语把人类的共同生活调控到有序的法制轨道上。     

论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文章针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立法空白,分析了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当刑事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实际赔偿时,国家补偿便成为一种重要的救济途径。文章进而探讨了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并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具体构想。     

The Defense Lawyer in the Scales of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Western critics are keenly interested in the defense lawyer as an advocate within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China and fear that under the impact of state persecution the defense lawyer is becoming an ‘endangered spec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hi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problems, there has also been progress in Chinese lawyering reform that ties together greater professionalism with a new emphasis on due process. The revised Lawyers’ Law of 2007 is an important new benchmark in lawyer reform. This law has challenged the limited dimensions of earlier reform. This law, itself, has been challenged in bureaucratic resistance that is deploying outdated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to negate the reforms supporting the new process and protected lawyer–client relations.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supported the latter, arguing that it represents the latest in reform and is, therefore, superior to the more restrictive provisions of the 1996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and supporting public security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