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近代中国侦查权的制衡机制

清末民初的刑事诉讼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组建各级警察机构、检察机构和审判机构,并开始建构现代侦查程序,在侦查程序中逐渐建构起审判权与侦查权的制衡机制。虽然侦查程序中的审检、检警关系一度失衡,甚至法官被排除出侦查程序,但整体来看,清末民初的侦查权制衡机制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审判机构介入侦查程序,对检察官主导的侦查程序进行严格控制;而检察官则对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行使指挥权和监督权,司法警察则享有灵活的自行侦查权。这对于时下侦查权制衡机制改革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可通过构建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整合检警侦查权制度,从而建构侦查权的内外制衡机制。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机遇、挑战和出路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整合至监察委员会,直接在体制层面带来检察职权的重新配置。对检察机关而言,这一权力调整将直接影响检察权力运行的方式和效果。侦查权的剥离将促使检察权向法律监督的司法本位回归,因而构成未来提升检察公信力的机遇;检察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挑战并非其侦查权的剥离,而是长期以来的侦查中心主义痼疾,监察体制改革有可能强化侦查中心主义的逻辑。为此,有必要确保监察体制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展开,并利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驯化"侦查中心主义,才是未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出路。     

侦查权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侦查权的主体 ,就世界各国的整体情况看 ,将刑事案件的侦查部门设置于警察机构之中几乎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模式 ;笔者对“检、警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心存疑惑。关于侦查权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列举的侦查权遗漏了询问被害人、侦查实验、辨认、查询冻结、秘密侦查等项 ;强制措施具有侦查的性质 ,预审也同样具有侦查的性质。关于侦查权的制约 ,应包括内部、外部制约两方面 ,当前更应从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 ,设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实行拘留、逮捕权与羁押权的分离 ,设立司法救济制度等方面加强外部制约机制的建立。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中律师介入规定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介入侦查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内容,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的制衡力,对侦查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侦查机关应认真学习新《刑事讼诉法》的内容,通过更新侦查理念、提升法律素养、优化侦查模式、提高讯问水平等措施,应对律师介入规定对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     

谈加强命案侦查能力的建设——以新律师法实施为视角

新律师法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高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可操作性、增强了律师在命案的刑事诉讼中对公安司法机关的制衡力。在命案侦查模式、侦查规范化、办案质量、讯问取证等方面带来新问题,对公安机关而言,迎来了命案侦查工作新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加强公安机关命案侦查能力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     

新刑事诉讼法反贪侦查模式研究——以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新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活动,并积极倡导研究如何在刑事诉讼法新规定下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本文结合本溪检察机关反贪工作实际,以机制创新为视角,从整合侦查资源、突出发挥整体作战效能；构建信息处理平台、充分发挥情报引导侦查机制作用；规范初查内容和方式、前移办案重心；建立自查机制、规范性审查等四个方面,对新刑事诉讼法反贪侦查模式的转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公安机关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转变刑事执法理念、规范行使侦查权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这些新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转变刑事执法理念,严格规制侦查权力,学会在监督下执法,加强侦查活动组织,进一步提高刑事执法工作质效。     

对完善我国侦查程序的几点思考

侦查程序是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至起诉前收集证据 ,查明案情 ,确定是否起诉的准备程序 ,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对于侦查程序而言 ,现代刑事诉讼法学和侦查学所关注的更应是有关如何在侦查中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防止滥用国家权力、如何公正、公平执法等。这些问题直接涉及到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法院等各方法律关系问题 ,也因此涉及到侦查模式等问题。然而长期以来 ,侦查程序的研究在学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理论来说 ,应从研究侦查程序的对象入手对侦查模式加以论证 ;从实践来说 ,应从侦查权的分配、侦查监督机制完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辩护委托权、保释制度和救济程序加以构造。     

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侦查机关为了及时有效地追诉犯罪行为,必然要使用强制性的临时限制和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与权利的措施,如果这种措施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侦查机关和执法人员就有滥用手中侦查权的可能性。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体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则属于法定的侦查机关,有权直接实施各项具体的侦查行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了相互配合精神,而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相互制约精神则因为程序上的分割而未能有效发挥,尤其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方面长期以来形成了事实上的主导地位,侦查…     

刑事政策对检察权的影响

检察权作为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公诉权、侦查权和法律监督权等内容,由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而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合,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和实践.刑事政策对检察权的影响表现在对公诉权、检察侦查权和检察监督权三个方面.     

刑事侦查权的监控及其重构

刑事侦查权监控主体有内部监控主体 ,即公安刑事执法督察及其主管人 ,和外部监控主体 ,即检察机关监控部门。其监控客体为所有案件侦查活动。应从侦查立案开始 ,对整个侦查过程全面监控 ,建立司法授权机制和审查机制 ,强化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 ,实行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 ,完善侦查权监控的纠错机制等 ,来构筑完善侦查权监控机制。     

刑事侦查权的监控及其重构

刑事侦查权监控主体有内部监控主体,即公安刑事执法督察及其主管人,和外部监控主体,即检察机关监控部门.其监控客体为所有案件侦查活动.应从侦查立案开始,对整个侦查过程全面监控,建立司法授权机制和审查机制,强化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实行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完善侦查权监控的纠错机制等,来构筑完善侦查权监控机制.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保障机制完善探析

当前,影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发展的消极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侦查措施手段滞后、信息查询机制不顺、领导不当干预、基础力量保障不足、司法协作途径不畅、机构设置有待整合等方面。因而,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切实提升侦查措施的综合运用效能、健全信息查询检索评判机制、规范党内请示报告机制、加强检察基础建设机制、畅通检察执法协作协调机制、有效整合内部司法资源。     

论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的性质与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

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行政权,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监督制度应当基于特殊行政权的定位来建构和完善。司法审查侦查是一种趋势,但目前制度兑现仍然存在若干困境,未来应当在逐步试行司法审查侦查制度的同时,从微观层面强化检察监督。鉴于侦查权的特殊性,侦查信息只能有限公开,据此应当强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监督权,淡化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权。     

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理论基础

侦查权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权力,也是为司法(审)服务的权力。鉴于侦查权具有强制性和单向性,理应受到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为此,应当建立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制度。其理论基础应当是,侦查权的本质属性、有限政府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人权保障理论、正当程序原理、效率—秩序原理。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执法工作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探讨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机关执法提出了严峻挑战,公安机关执法将面临更大更现实的压力。就经侦执法工作而言,律师自由会见权和辩护权得到保障,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建立,检察监督权进一步加强。公安机关经侦人员要转变侦查观念,调整侦查模式,积极主动适应《刑事诉讼法》修改带来的变化,规范执法,更好地打击犯罪,服务经济建设,保障人权。     

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改革研究

针对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表现出的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又不同于大陆法系的鲜明特征，及其当前主要存在着的十二个方面的问题，我国诉讼法学界提出了侦检一体化、检察引导侦查、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等改革观点。笔者提出的具体改革设想是：检查机关的侦查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公安机关应对现有侦查队伍进行整合和整顿；据情实行一步式侦查或二步式侦查体制；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都应当进行预审；实行侦查接受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羁押分流制度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一元鉴定体制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较多、较明确的规定,是我国证据法治、侦查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推动了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对于有力地打击犯罪,有效地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概念模糊、种类不确定、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在司法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滥用,无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严格控制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期限;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合理的适用范围,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主体;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辩方的知悉权、质询权,从而使我国的技术侦查措施予以完善。     

关于侦查权控制方式的思考

各个国家对侦查权进行的控制方式大致包括司法授权、司法救济和权利制约等。在我国，对侦查杈缺乏有效的控制，主要的控权方式是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和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基本不具有效用。鉴于此，应完善我国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司法授权目前不具可行性．理性的做法是，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加强检察监督、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对抗侦查行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