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端治理:包容性发展视阈下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农村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末端,是基层及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改革以来,乡村步入大分化、大流动、大重组的历史性转型,农村基层治理呈现封闭化、空心化、断裂化的特征,农民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为破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困局,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和思路,着力夯实基层组织和民生建设,从源头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基层短板"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当前乡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内在要求,从组织体系、技术支撑、政社合作、体制机制方面推进协同创新,走出一条开放融合、权利均等、制度保障、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及包容性发展格局。     

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强化基层推进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其路径应该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推进的有机结合。这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差距较大,注重顶层设计有利于法治国家的整体建设,而强化基层推进则有助于整体设计和各项基本制度的全面贯彻落实。充分调动和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无疑会使法治中国建设得     

社会治理智能化:实践创新与路径优化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智能技术融合社会治理行为、扩充社会治理主体、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以及增强社会治理效果,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实践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但仍然存在智能技术与社会治理融合不充分、顶层设计与重心下移不充分以及技术保障与法治改革不充分等问题。作为一项贴近中国基层实践、面向未来的事业,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需要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的关系,同时要在法治轨道内深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     

基层协商民主:生成机制、成长之困和发展之道——以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为例

肇始于20世纪末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是中国基层践行协商民主的重要尝试,被学术界称为协商民主的"温岭模式"。其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温岭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治理新路径。温岭模式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面、宽领域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展现出了基层协商民主政治发展的蓬勃生命力。但是,温岭模式在其成长道路上面临着协商主体之困、协商制度之困以及社会组织之困,制约着其发展。因此,需进一步探讨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消除制度障碍;培育社会组织,激发参与热情;坚持依法恳谈,维护协商秩序。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逻辑解构与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完善"的主要目标以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等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个人等多元主体的治理合力,而如何以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不仅是理论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更是实践工作者亟待突破的现实难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探析

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从顶层设计到不同领域不同主体的突破,其实践路径主要包括更新国家治理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国家治理方式,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成功经验

中国社会治理的突出特色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迁就是在党的引领和推动下展开的。这一过程以党政社关系的演变为扭结，历经党建国家、党改造整合社会、党领导社会管理、党领导社会治理四个阶段，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构筑了政治与社会前提，奠定了制度与物质基础，培育了多元治理主体，完善了治理体制机制，开启了社会治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自身发展带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其成功经验：一是以党的思想理论的守正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二是以党的组织机制与队伍优化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以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四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力。     

农地治理由“分”到“统”的转型之路

我国农地分散式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但由于未能充分考虑统分结合而缺乏科学的战略、合理的制度、必要的保障。要有效推进农地分散式治理向统筹治理转型,就应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共抓,强化农地治理的制度建设,明晰各农地治理主体的行为界线,建立和完善农地治理的监督管理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国有企业反腐败长效机制的 构建路径

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从本质上看,国有企业的腐败问题,包括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一个重要的根源来自其特殊政治定位下的公司治理结构。党的领导难以在现有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组织架构和制度环境中与公司治理逻辑统一起来,造成国有企业党的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悖论。构建国有企业反腐败长效机制,关键在于探寻反腐败过程中制度缺失和机制弱化的原因,从顶层设计中创新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为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寻找新的组织依托和制度供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监督机构设置、统一配套制度、完善工作机制,构建"全覆盖""大贯通"的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体系格局,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持续深化。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四个主体参与。如何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成都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在社区动员、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因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塑造社区认同感,激发居民主体性生成;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拓展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渠道;加快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综合体:市域社会治理的基层创变——重庆市"和顺茶馆"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指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概念.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首次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制度进行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市域是重大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力和统筹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指挥部.中央有指示,地方有行动.市域治理对象更多样、治理问题更典型、治理体系更完备,需要市域层面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宏观指导.与省域相比,市域直面基层一线,直面社会治理各类问题,需要拿出微观层面的操作方案和具体解决办法.     

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现实路径

作为党的执政根基,基层党组织只有政治上坚强有力,才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新时代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需要基于治理效率导向优化基层党组织组织机制,基于社会善治导向调适基层党组织角色,基于民众需求导向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     

观点

正2014年8月7日《人民日报》稳步有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路径上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精心制定各个领域和方面的改革方案,努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注意从全局着眼,做好各项改革方案的统筹协调工作,搞好顶层设计。二是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稳步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围绕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做好各项配套工作,努力形成良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运行机制。三是改善党和国家机构的运行状态,提高广大干部的治理能力。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不断提高各级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工作本领。四是鼓励基层探索和创新,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稳步有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基层数字治理的“智治”逻辑

正在复杂的基层治理中,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展,往往会弱化价值理性,而且从国家权力的末端运用上,也容易依赖数字技术,而对于组织机制与制度重塑上有行动惰性。因而,数字治理必须有着"善治"的价值导向。数字中国战略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的建设与发展,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数字社会建设,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     

台湾基层治理的结构与特征——对台湾坪林乡和大安成功社区的考察报告

台湾的乡村治理表现为"自治"与"行政"的双轨制,体现出明显的多元治理特征,不仅强调政府和行政的力量,也注重调动社会参与,发挥农民协会、社团组织及志愿者组织的作用;台湾的农会组织集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四大功能于一体,发挥了组织、管理和服务的作用;台湾基层实行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但"派系之争"、"族群分裂"及"黑金政治"对地方治理和政治民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其经验教训值得大陆吸取。     

论城区基层协会(商会)在“两个治理”建设中的作用

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武汉经济开发区立足区情,积极探索发展路径,形成了基层社会组织以协会(商会)为主体的“两个治理”建设特色。其基本做法是:坚持政治引领确立方向目标;坚持行业自律提供保障;坚持主动作为创造适宜条件和坚持行业特色创造新鲜经验。同时也遇到发展困难,存在思想认识不足、工作条件滞后、制度建构失衡、服务渠道不畅以及挑战压力增大等建设短板。针对问题短板,本课题组建议抓好提高思想认识、实施统一布局、夯实工作制度条件能力支点以及多措推进创新,以构建起适宜的运行模式与合理的发展机制。     

街道选民代表会议——丰富基层民主形式的有益尝试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础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要"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     

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规范社会组织发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依法规范发展是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一环,而阻碍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制度藩篱仍在,所以,完善制度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是社会组织实现规范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     

农村社区民主建设视角下基层党组织功能探析

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农村的税费改革,引发了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从"形式化"阶段迈向"实体化"阶段的转变和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乡村公共财政体制以及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巨大变革。农村社区民主建设是对这种转变和变革的积极回应。作为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调整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更好的设计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表达机制,是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