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制约--毛泽东义利观的变迁及其与传统义利观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借助唯物史观的理论张力,把历史观和伦理学统一起来,以利益原则为基础来探讨义利关系,对传统的义利之辩作出了新的回答。而其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却又折回以“义”拒“利”、以“平均主义”说“义”、以“公利”压制“私利”的老路。就毛泽东的义利观与传统义利观的关系而言,“革命的功利主义”可谓是对传统义利观的革命性变革,而其晚年的回归则深刻地反映出传统义利观的深层制约。     

刍议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是后世儒家在综合了先秦、儒、墨、道、法四大流派义利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核心思想是义利并举、贵义兴利、以义为上和以义制利。为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应当对中国传统义利观进行科学批判 ,继承其中积极合理的因素。     

中西传统义利观之试比较

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不同诸侯国、集团、阶层的政治经济等利害关系的日趋尖锐,义利之辩作为一个哲学命题逐渐产生,并形成了儒、墨、道、法等各学派的义利观。秦汉之际,儒家融合了其他诸子,在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被确立,传统的义利观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其主要包括“重义轻利”的道德修养观、“重义轻利”的自然人性观、“重义轻利”的道德修养观等。本文试通过与西方功利主义的比较,探讨在新时期传统义利观的现实价值。     

“义利之辨”与中国传统伦理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义利之辨”,主要是假说在道义与利益发生冲突时的主体选择,不同的选择,表明了不同主体的价值观．从法律史学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争论的主要原因是在义与利之间缺乏法律(实质是缺乏发达的民法体系)这一中间环节．中国古代长期的“义利之辨”,表达了主流阶层的义利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从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形成与发展来看,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与后来经过宋儒和近代儒家改造的“禁欲主义”的义利观是不同的。必须把二者区别开来,才能真正把握先秦义利观的本意,才能结合我国当前转型时期的实际评述其现代意义。一、先秦儒家义利观主要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义利观为代表,准确的理解三人的义利观是正确认识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根本。1、孔子的义利观。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义是成为君子的前提,明确提出“君子愈于义,小人愈于利”。把义利先取后取作为衡量人格的标准。他认为“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这就直接在人性上对君…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主要是围绕“义利之辨”展开的，通过对先秦时期、两汉时期、宋明时期及明清时期各个代表人物对义利观的探讨，可以得知，对利益的阐述始终离不开伦理道德，对利益的追求始终与“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占主导地位的是强调追求利益必须符合“义”。     

论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价值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母体和源泉。传承传统文化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原则、发展创新原则、坚持政治方向原则。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转型期中国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价值，要把爱国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区分爱国的内容、性质和方式；要从古代义利之辩中构建出社会主义新型的义利观，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传承和合文化，构建和谐社会；重视修养实践，锤炼个人品德。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风与义利观重塑

走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人们的义利观经过摩擦、激荡，必将出现重构的局面。市场机制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物质财富日益丰富，为“义”、“利”统一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以个人利益作为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义利观也必然以承认合理的个人利益作为自己的基础。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是在更高基础上的义利统一观。这种义利观是对旧义利观的“扬弃”，既重“利”又重“义”。它对正当个人利益予以最大限度的承认，营造最大限度抵制和排除非正当个人利益的机制，也使体现多数人利益的“义”得到最大的限度的宏扬。它既重视个人利益，也重…     

近年来“义利之辨”研究综述

"义利之辨"问题愈益成为义利观的核心问题.当前"义利之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义利之辨的命题;义利内涵的理解;义利关系的探讨及社会主义义利之辨四个方面.     

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视阈下的义利观及其启示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视阈下的义利观: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下的重义轻利,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重利轻义,自由个性阶段的义利统一。义利统一是马克思义利思想的主要特征。正确的义利观和马克思义利观之间是一种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正确的义利观全面继承了马克思义利观的研究成果,同时又结合新的实践对之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是马克思义利观的最新成果。     

试论义利观的历史变异

一 传统义利观的根本特征是“贵义贱利”,以“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的价值观。“义”,指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即道德,“利”,指利益、功利,即物质利益。孔子最早把义、利对立起来,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战国时孟子认为君王只讲“仁义”就够了,不应该谈“利”。西汉董仲舒发展了孔孟的义利观,提出     

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关系问题的法律思考

传统义利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在今天,它虽具有巨大的历史魅力,但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了个性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当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本文立足现实,从依法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艰巨性和曲折性、途径和措施三个方面,探索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义利统一"之路--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     

王安石的义利观及其当代意蕴

王安石的以义理财和义利统一的义利观为他的变法改革做了理论准备,他赋予传统的义利观以新的内涵。使其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也是理学家们反对王安石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他的义利观是时代的产物,也就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入世色彩。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力量对比及经济利益在道德领域的反应。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也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的义利观,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深度剖析王安石义利观的思想内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警察义利观建构

鉴于目前有关警察职业伦理的论述仅囿于平泛的道德条目列举,匮乏必要的理性的价值支持。本文在对影响譬察义利观的诸要素逐一梳理后,探讨性地提出了与转型期相顺应的新型警察义利观建构的架构思路:即旨在使警察之“义”、“利”保持适度张力的重义淡利、崇义兼利、以义驭利的新型义利观。     

建设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先秦杂家义利观

作为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对先秦各派义利思想进行了整合与创新.在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人生态度、公私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具有开放性、民本性等特征.在建设和谐社会视域下考察分析先秦杂家义利观的内容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开放的理念处理各种矛盾关系;坚持义以为上的原则,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一切工作落脚于以人为本.这对建设社会主义义利观、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汉代儒生义利观新探——以盐铁会议贤良文学的义利观为代表

先秦时期孔孟的义利观只是局限在伦理道德范畴的讨论.西汉昭帝时的盐铁大会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义利关系展开了盐铁是否专卖的大辩论赋予了义利观新的特定的内涵.贤良文学以儒家义利之辩为准绳,打着国家导民于义的旗号,要求盐铁私营,实为工商业者利益的代言人,并非真为民请命,是以义之名行利之实.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汉代儒家的义利观看作是先秦时期义利之辩的恢复或延续.     

中国传统义利观与当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伦理向度

义利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矛盾关系。中国传统义利观从整体上说提倡的是重义轻利，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利益理论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义利关系，把义与利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国近代义利观研究》评介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轴心观念，其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准则紧密相连，因此，义利问题历来都是学者、思想家高度关注的课题。赵璐博士的新著《中国近代义利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无疑是该研究领域中的一部最新成果。关于该书的学术创新和学术贡献，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义利统一实现全面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表明了义利统一的整体取向。坚持这种科学义利观所体现的导向作用,有助于保证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孔墨杨”义利观之差异及启示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墨杨"义利观存在较大差异:孔子重"义"贵"利",墨子主张"交相利",杨朱"重生轻物"。综观三家义利观,都包含有许多合理因素,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社会影响。研究三家义利观之差异,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其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义"与"利"、私利与公利等方面的关系,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