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无人能超越的“六宗最”

近现代革命经历最全面在1946年朱德60寿辰时，中共中央致他的祝词说：“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周恩来的祝词说：“你的革命历史，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意蕴、逻辑与进路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最新阐述和实践表达。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的“自我革命”虽不属于“政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范畴，但不是孤立在社会革命之外的。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呈现出辩证立体的关系，在互动关系上党的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引领、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效动能。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勇于自我革命和推进社会革命的双重使命，这是由党的革命属性和使命追求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自身百年奋斗历史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新征程上，只有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成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成功回应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重大命题。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向度

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自我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其目标是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符合历史规律地向前发展，又不断在社会革命中推进自我革命，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政治逻辑和实践逻辑。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守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为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的革命情怀，凸显了党以自我革命精神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坚定决心和制胜秘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品质。     

胡志明与广东工农运动

胡志明在《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一文中这样写到：“中国的革命和越南的革命真是：恩深、情重、义长，友好精神永放光芒。”他清晰地记得“曾经有两个时期荣幸地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嘲，而时间最长，对他从事越南革命活动影响最深的是1924～1927年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     

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论述的三维探论

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论述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从“是什么”维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涵义特征；从“为什么”维度，分析了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战略考量；从“怎么办”维度，提供了新时代推进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路径。     

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之后，又提出“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两个相关的提法．它们不仅展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运动，而且也展示了把实践经验加以提高化成新的理论的运动。“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提法的实质是要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善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总结，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     

宋庆龄主持的上海反战大会——八旬老人黄霖谈半个世纪前的一次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会议

去年国庆前夕,我在北京西郊访问了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老人黄霖同志。这位年逾八旬、满头皓发的老战士,谈起了宋庆龄同志半个世纪前主持召开的上海反战大会。他以浓重的四川乡音说:“那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会。” 他说,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举行的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有着国际影响的远东反战     

革命逻辑的错乱:中共“文化革命”观变迁考察(1956.1～1966.8)

“文化大革命”自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它全面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中共的“文化革命”观却经历了由“纯粹文化”到“观念”层面革命的三次反复,最终又由“观念”层面进入政治层面的“夺权”革命.其过程错综复杂,原因多种多样.对此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能使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共及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轨迹.     

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作用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归之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恩格斯则把其称之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并认为“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知识分子始终是一支重要依靠力量，“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静肚，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天津党组织在土地革命的风暴中顽强斗争简

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腥风血雨笼罩着祖国大地。中国革命进入最为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天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残酷镇压革命的奉系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发扬西柏坡精神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西柏坡精神，主要包含“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     

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两次革命”北大核心CSSCI

邓小平确认社会主义改革是“一种革命”,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因为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统称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即“第一次革命”。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第一次革命论”改变了以往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两次独立的革命的传统观念。两次“革命论”的提出与确立,有助于人们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入认识“第二次革命”发生的原因,揭示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与革命的一般规律,从而提高参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觉性。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私德"的批判与继承

“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关系是梁启超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在进行道德革命时,他用资产阶级的“公德”批判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在进行道德建设时,则用中国传统道德的“私德”去补充资产阶级的“公德”。梁启超从“公德”到“私德”的转化,是从道德革命到道德建设的深化,是思想上的前进,不是思想上的倒退。     

“颜色革命”国家大多不稳定

过去4年，发生在几个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曾经被西方国家看成是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的“香饽饽”。但现在，上演了“玫瑰革命”的格鲁吉亚、．“橙色革命”的乌克兰和“郁金香革命”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矛盾并没有见少，相反，曾经积极参与“颜色革命”的一些人又成了新的现政权的反对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三次“伟大革命”理论，是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第一次伟大革命是辛亥革命；第二次伟大革命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三次伟大革命是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的“伟大革命”。以往，我国学界注重讨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寻唯物史观的理论根据。现在，我们上溯到鸦片战争时期，从历史的宏阔视野，继续探讨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哈尔滨与护送“六大”代表接待站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大会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明确了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党的路线是争取群众。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概念阐释——基于概念分解法的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完整提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概念，概念分解法具有逻辑上的严谨性和方法上的科学性，是对其进行概念阐释的一种可行方法，由概念拆解和概念合取构成。从概念拆解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由“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组成，“党的自我革命”指向党的革命性锻造，在其限定之下“制度”“规范”特指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和党的自我革命规范，两者刚柔并济、动静相宜，“体系”则是两者走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标志。从概念合取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共同作用的产物，“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立法机关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规范各级党组织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活动和全体党员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行为、由党的纪律和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称。其外延用公式表述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自我革命法律规范体系+两者的交互影响”。     

井勿幕：陕西辛亥首义第一人

一百年前的一声枪响，推翻了满清帝制，让中国人从臣民瞬间变成了公民。而陕西革命的最早发端，竟是17岁的蒲城青年井勿幕。井勿幕，陕西省蒲城县广阳镇井家塬村人（今属铜川市印台区）。是中国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     

于会泳和他留给历史的悲声

1967年5月24日,“革命样板戏”这个词汇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而一周后在《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中,又五次出现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字样。一个本该是文艺范畴的概念就这样强行闯入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并刻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论孙中山"革命学"中的"自由"

“自由”是孙中山“革命之学问”中的重要基石,是革命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孙氏的“自由”观由两个互相矛盾的内容构成:一是“自由”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二是在中国当时的革命环境中,要国家团体有自由就必须牺牲国民的个体自由权利。孙氏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混淆了古代“自由”与近代“自由”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