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逮捕权的内在冲突及审查逮捕权的人权保障功能

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要坚持二者并重的基本原则，但是不同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依据其所履行职责的不同，应当各有不同的侧重，逮捕工作中，公安机关的提请逮捕工作和执行逮捕工作应当侧重打击犯罪，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工作应当侧重保障人权。     

浅谈逮捕条件及慎用逮捕权

针对检察机关在无逮捕必要运用上控制过严,与司法实践不相协调的缺陷,本文在论述逮捕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对逮捕的条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培养高素质的警官和高素质的检察官以及改革现有的刑事制度两方面提出慎用逮捕权的构想。     

浅析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下发《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该项改革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司法实践上,该制度能够有效的优化检察职权配置、强化内部监督制约、确保自侦案件审查逮捕质量、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当然,我们不应当将认识局限于自侦案件审查批捕权上提本身。本文认为我们应当对自侦案件审查批捕权上提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该制度引发的情况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分析,以期为更好的开展检察工作带来理论上的指导。     

基层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若干问题探析

逮捕是我国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直接关系到被羁押对象的人身自由,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行使逮捕权的主体包括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当前,随着职务犯罪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基层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的对象范围就是公安机关所移送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本文试着从归纳基层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的行使现状入手,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出发探讨逮捕条件以及审查逮捕权的监督制约,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下如何完善审查逮捕机制进行思索。一、审查逮捕权的行使现状200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副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宽与严、支持     

浅析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不当行使逮捕权的法律思考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之规定,逮捕权应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行使。《刑事诉讼法》第60条又对逮捕措施的使用条件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目前一些基层法院存在对提起公诉的未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被告人庭前滥用逮捕权。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应对之策。     

有条件逮捕之实证分析

有条件逮捕制度试行以来,适用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撤销逮捕案件的比例有所下降,适用程序逐步规范。有条件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适用范围标准不明确,随意性较大;程序规范不统一,影响执行效果;质量考核不配套,可能规避办案风险。完善有条件逮捕制度要求细化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把有条件逮捕案件质量纳入考核指标。     

移植还是改造：我国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权的本土路径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计的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自行决定逮捕制度存有重大缺陷，被捕人程序权利的虚无违反了程序权利的最低标准，特别是被捕人异议、救济程序的缺失，使这一制度有侵犯人权的非诉讼化之嫌。基于我国司法体制的实际和参照国际的最低标准，从被捕人程序保障中寻找这一制度改造的路经，建立逮捕的异议程序、逮捕的复议（复核)程序以及被动司法审查程序，初步完善这一逮捕程序。     

对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提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改由上级人民检察院行使,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项改革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对改革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法院决定逮捕问题的实证研究——基于801份刑事判决书的相关性分析

法院决定逮捕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整体呈上升趋势,适用对象以非暴力案件为主,其中最高刑为拘役的危险驾驶罪约占总数四成,与审前羁押适用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也背离了逮捕的适用条件等相关规定。具有行政性的法院逮捕决定权的功能应落脚于保障诉讼进行,但通过对801份刑事判决书样本的相关性分析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法院决定逮捕的决策逻辑在于被告人是否会被判处实刑。其问题在于,法院无视逮捕的必要性审查,应然层面的审查要件与实然层面的适用逻辑相牴牾;审判阶段逮捕的程序性功能异化为实体性功能,抹去了诉讼保障功能,沦为判决结果的预演;法院以最终量刑结果呼应逮捕决定,是对无罪推定的背离。因此,应当修正法院决定逮捕的审查体系、增加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性要件。     

我国逮捕标准的实证分析

实证调查表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为更好地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需要对我国的逮捕标准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整体的完善。     

论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法律限制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法中的一项专门制度,具有自身独特的地位、特征与功能,在保险实务中的行使很普遍.但保险代位求偿权在行使上有相应的限制.就保险代位求偿权在适用范围、第三人、时效等方面的行使限制情形作了探讨分析.     

试论我国海上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名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法例的分析 ,有关理论的探讨 ,以及外国相关实践的比较研究 ,论述了海上保险人行使代位权的名义问题 ,决定了行使权利的范围和有效性。     

信息权利——一种权利类型分析

二十世纪 6 0年代以来 ,以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为先导 ,人类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问题成为最具时代魅力和理论潜能的前沿领域 ,进而成为法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信息是信息社会中极为重要的资源形式和社会的构成性元素。作为法律概念的信息是满足特定条件的符号系。信息权利是一个以信息为客体的法律权利束 ,作为一个权利类型具有解释性和制度性的双重功能优势     

农民平等权的宪政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解决不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不平等对待农民主要不是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而是法律内容上的不平等。有关农民不平等的规定有碍农民权利的实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与法治精神、宪政原则相悖。要从宪政角度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务之急是对现有有关农民权利的不平等规定进行清理,然后重新构建农民平等权法律保护体系,并逐渐建立宪政审查制度。     

和谐社会中的平等受教育权问题

由于认识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我国社会中还存在着受教育权不平等的现象。受教育权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我国同世界各国一样,都在包括宪法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文件中规定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以及政府为此所承担的义务,并把它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当然内容。我们应当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这些问题。     

对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平等实现的审视

我国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保护力度不够,这种情况不利于维护我国宪法的权威和维护稳定的法制秩序,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教育水平和全社会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也不符合平等受教育权保护的国际化潮流。从造成这种情况大量存在的原因出发,完善宪法、宪法性法律、加强司法保护工作等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但归根结底,发展经济,增加教育投入是加强对公民受教育权保护的根本措施。     

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诉权保障的逆向思考

"保障当事人诉权"是司法改革中的基础环节和核心命题之一。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主要有"问题导向型"和"理念贯彻型"两种正面推进思路,但一味正面推进势必会增加其矫枉过正的潜在风险。从反向角度探寻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最小)限度,借以明确诉权保障之推进场域,不失为一种全新思路。行政诉权行使限度以事物限度理论与权利限度理论为正当性来源,并以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解决行政纠纷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司法的谦抑性为考量因素。在诉权层次理论付之阙如的当下,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应当以现行的起诉方式、起诉条件为准,且当事人以言之有理为限,法院以形式比对、核对为度。至于行政滥诉等行为的风险防控,可由当事人签署具结书的形式得以实现。     

权利的救济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救济权的法理阐释

救济权是基本的法律术语，但是与人们对救济权这一名词的高度熟悉和救济权在法律中的基础性地位形成对照的是，对救济权的专门研究很少，甚至迄今为止，关于救济权的为数不多的概念界定仍然是模糊不清或带有浓重的部门法色彩的。基于救济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对其依基本法理作出阐释，以明晰其确切所指和作为一种人权的基本属性，从而为救济权保护的理论模式和制度设计给出基本的理论前提。     

论平等权的立法保护

平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平等权的实现是摆在我国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除了司法权、执法权受平等权拘束外,立法权也应受平等权的拘束,这就要求从立法上来设立平等权保护的标准,亦即合理差别对待的标准。而平等权立法保护的实现有赖于在我国切实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并加强有关平等权保护的立法工作。     

船舶留置权与船舶扣留权不应混淆

本文就一具体案例 ,分析论述了船舶留置权和船舶扣留权在概念上及行使权利时的区别。并对《海商法》2 5条提出了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