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的思考

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在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地位。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可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错误的批捕决定则会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本文拟结合当前检察工作实际,在探讨检察机关运用批准逮捕权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把握逮捕条件和建立合理制度的角度进行思考,寻找正确运用批准逮捕权的有效途径。     

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改革研究

一、目前审查逮捕权设置、构建、运行情况分析既然审查逮捕权具有司法权的属性,有些学者提出将审查逮捕权交由法院行使。事实上目前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也经常行使决定逮捕权。在公诉案件中未经检察院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在案件移送法院后,在开庭前、或开庭后法院便将被告人逮捕。一些基层法院在案件移送法院后责令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交大量的保证金否则予与逮捕,保证金作为事后的缓刑保证金,最终予与没收。逮捕实质成为创收的工具,或者利用逮捕的巨     

浅析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不当行使逮捕权的法律思考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之规定,逮捕权应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行使。《刑事诉讼法》第60条又对逮捕措施的使用条件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目前一些基层法院存在对提起公诉的未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被告人庭前滥用逮捕权。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应对之策。     

构建和谐社会中逮捕权的正确运用——深圳办理外来人口犯罪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深圳市外来人口数倍于户籍人口的现象使得外来人口犯罪问题非常突出,遏制外来人口犯罪对于构建和谐深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外来人口犯罪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对外来人口涉嫌犯罪人员采取逮捕措施现状,提出正确运用逮捕权的几点建议,以期充分发挥逮捕措施对于构建和谐深圳的保驾护航作用。     

试论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

本文试分析了目前我国逮捕制度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在次基础上，从确立逮捕权独立地位、改善配套制度、完善逮捕条件几个方面提出了改善我国逮捕制度的建议。     

浅议我国审查逮捕权制约机制之完善

审查逮捕权是典型的司法审查权,但我国现行逮捕制度运行中存在着中立性与亲历性不足、对犯罪嫌疑人的救济程序缺乏等诸多问题。为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审查逮捕权的行使原则,按照司法审查权的行使要求,完善审查逮捕权的运行和制约机制,多方位多角度进行制约,以避免其滥用。     

对我国人大代表不受逮捕权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在我国,人大代表享有不受逮捕权的人身特别保障制度。就我国目前宪法和法律对该制度的规定而言,还存在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必要。例如人大代表是从具备代表身份开始还是从正式行使代表职权开始享有不受逮捕权;不受逮捕权中的逮捕是否涵盖一切限制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对于院内现行犯是否完全不适用不受逮捕权;人大主席团或人大常委会对逮捕的许可仅仅是形式上的一种同意程序,抑或可以对逮捕的理由依据等进行实质性审查,以及这种许可是否可附带期限或条件;对乡级人大代表的逮捕采用事后报告的方式是否有不合理之处。     

浅谈逮捕条件及慎用逮捕权

针对检察机关在无逮捕必要运用上控制过严,与司法实践不相协调的缺陷,本文在论述逮捕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对逮捕的条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培养高素质的警官和高素质的检察官以及改革现有的刑事制度两方面提出慎用逮捕权的构想。     

羁押前逮捕程序的应然之意——国际法律文件中的逮捕原则

在国际法律文件中规定的逮捕属于羁押的前置程序,目的在于更严格地限制羁押的使用。作为前置程序的逮捕与羁押是完全分离的,具有强制性、暂时性、当场性等特征,且逮捕权的行使主体、条件及决定都有特别规定,与羁押有明显不同。各国在此方面规定也不尽相同,由此在法律上规定了不同种类的逮捕形式。由于逮捕直接涉及公民人身权利问题,因此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制定了原则性文件,世界各国也在宪法和诉讼法中规定了明确的程序,从而规范逮捕权的适用。     

我国“逮捕”批准或决定机关之中立性分析

一、何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程序中的中立性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是刑事诉讼中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规定的强制措施,逮捕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为保证批准或决定逮捕机关正确行使批准或决定逮捕权,要求批准或决定机关具有中立或超然的地位,其目的是保证逮捕的正确运用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     

我国逮捕标准的实证分析

实证调查表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为更好地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需要对我国的逮捕标准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整体的完善。     

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论——兼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

附条件逮捕一经问世,即引起一片质疑。在以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为中心的争论中,法律界与法学界人士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附条件逮捕的实质是附定罪条件逮捕,应当被定位于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下的一项制度;它不是孤立的制度安排,而是系统的制度构建;不是简单的逮捕条件的降低,而是法定逮捕标准的分层次适用;不仅具有控制犯罪的价值,同时还有人权保障的目的;不仅是检察机关进行的一项工作探索,而且是中国司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接轨的必然性制度改造。     

审查逮捕适用宽大刑事司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对构成犯罪但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下刑罚,或作微罪不诉处理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的必要,一直是困扰办案人员的一道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执法不统一、逮捕必要性难以考察、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诉讼保障功能难以发挥、不批准逮捕引发现实冲突等,由此造成批捕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在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形势下,这一难题显得尤为突出和急待解决。建议加强检察队伍能力建设、建立有效工作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立法。     

追捕条件的反思与重构

现行法律对逮捕条件的设置过于抽象,难以把握,易导致逮捕的随意性。建议对逮捕条件进行全面修改,作分列式规定。首先,将证据条件修改为"基本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其次,根据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每个犯罪的法定刑,将犯罪划分为重罪、次重罪和轻罪,并相应规定应当逮捕、可以逮捕、不予逮捕三种情形。第三,相应地明确规定逮捕后的羁押期限。     

论逮捕必要性及其完善措施

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与公民权利保障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当前我国的逮捕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为依法全面正确理解逮捕条件,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等的人权及其他合法权益,是落实宪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法律严肃性与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改革的路径考量——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强调逮捕程序应当由控辩审三方主体参与,检察机关在侦查机关及犯罪嫌疑人之间保持中立地位,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有效参与,决定逮捕的过程须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当前我国的审查逮捕程序普遍存在行政化、追诉化、救济虚无化、"一劳永逸"化等诸多问题,2012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对此做出了适当的回应。但是,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是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仍需要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理念重构和制度创新。     

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思考——兼评最高人民检察院“批捕提级”的《规定》

我国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一直面临着理论界的质疑和司法实践的困境。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决定将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这对于优化犯罪嫌疑人的救济程序,强化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的外部监督,以确保决定逮捕权的正确履行意义重大,但如何在严格执行改革后的程序的同时,从观念上厘清认识,并采取相应配套措施加以完善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以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为出发点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诉讼领域的落实和展开，是对权力制衡理论和比例原则的顺应，将有助于防止超期羁押和随意羁押。但新《刑事诉讼法》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规定过于原则，需要从审查主体、程序的启动、运行以及救济等方面进行细化。为了使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有效运作，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如加强侦查取证能力以切断对羁押的依赖，加强部门合作拓展必要性判断的信息来源，探索羁押必要性判断方法的客观量化和判断主体的专业化等。     

轻罪案件中的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研究——以故意伤害罪为例

通过对1 600余份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的分析,发掘了轻罪案件中的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模式."构罪即捕"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缓解,以逮捕为原则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思路正在松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可能性是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的重点,犯罪行为严重程度对逮捕的影响作用在减少.近三年数据显示,逮捕社会危险性...     

量刑建议制度探析——以重庆市A区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为调查分析样本

量刑建议制度在试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定罪建议权限设置低于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随起诉书移送导致出现因量刑理由变化影响量刑的准确性、量刑建议在庭审中提出的阶段缺乏统一规定等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及面临量刑建议与法院判决存在一定偏差、量刑建议是否被采纳受法院内部标准和刑事政策变化的影响大、法院就低采纳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未完全纳入判决书等制度运行中的弊端。应当建立量刑建议听取辩护人和被害人意见的制度,取消量刑建议讨论程序,实行庭前证据开示,赋予公诉人在法庭上改变或者撤回量刑建议权,将量刑建议采纳情况作为抗诉依据,设置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考核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