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回溯、反思与展望

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变政府职能是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一条主线.迄今为止的机构改革一直遵循着"带动-量化"的改革模式.未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应从"带动-量化"发展到"联动-优化",实现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发展第三部门、公务员结构调整、优化政府过程以及中央与地方机构改革的有机联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派驻监督的改革创新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派驻监督通过加强机构建设,破解"欲为无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开始发挥"常驻不走的巡视组"的作用。一、实现派驻机构全覆盖党的十八大之前,派驻机构设置范围有限,在140多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中,仅有52家设置了派驻机构,覆盖面不到一半;设置形式也不统一、规范,有的是纪检、监察双派驻机构,有的是单独派驻纪检组或监察机构,且实行"点对点"派驻的单一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     

新时代国家治理“于法有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宪制实践

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的最高层次机制,是中国进入新时期国家法治建设的基本发起点和法治发展的主要视窗。中央深改委以"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法治化"为其方法论渊源,通过"审议、审议通过——党、政府、机构、机关发文施行(试点)——授权法律暂停实施——确立正式制度或立法"四个环节,形成了贯穿"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政府、各机构"三个主体的国家权力结构,对新时代中国宪制制度作出了全新实践,塑造了中国国家治理"于法有据"的基本土壤。     

"四个结合"求实效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紧紧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三少三多",即:少开会,多指导;少检查,多服务;少做表面文章,多解决实际问题。并坚持做到了"四个结合"。 简化工作程序与落实工作制度相结合。企业工作千头万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会议繁多,占据了各级管理人员相当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对于一些兼职书记,更是忙于应付。随着企业生产节奏不断加快和内部机构改革合并,企业干部人数逐步减少,公司党委意识到必须改进作风,简化工作程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

"大部制"改革是中央确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目前,国务院已经在"大部制"改革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     

市民社会、善治与政府机构改革

继中央和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完成之后,我国的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又正式开始了.为了使我国的机构改革不至于再度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本文致力于追踪世界学术前沿动态,提出了"壮大市民社会、丰富治理结构、改革政府机构"这一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全文紧密结合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论述了市民社会和善治的缘起、含义、价值以及在中国的可行性等问题.     

“警力无增长改善论”溯源、比较和启示

英国人约翰·安德逊最早提出了"警力无增长改善论",在此理论指导下,英国近200年来主要采取五种方式实现了"警力无增长改善":一是精简警察机关及其内设机构;二是在划清事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强化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警察之间的执法协作;三是依法规范使用警务辅助人员;四是广泛应用视频监控、DNA等技术手段,实现科技强警;五是对警察进行实战化的教育训练。我国的警务改革可以立足国情警情,借鉴国(境)外的有关理论和经验做法,依法规范公安机关及其内部机构设置,强化执法协作,规范使用辅警,加大科技强警与教育训练力度,从而力争实现"警力无增长改善"。     

中国近代铁路警察教育研究

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近代铁路警察教育的基本历程,有助于准确认识和深刻把握近代路警教育的时代特征与不足。清末是铁路巡警教育的萌芽期,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铁路巡警先是开展零散的“闲时教育”,而后津浦铁路成立了铁路巡警教练所,成为专设路警教育机构之开端。北洋政府交通部曾两次设置中央路警教育机构,但均因经费支绌等原因而取消,中央路警管理机关对路警教育的规划也未真正实施。京汉等铁路巡警教练所的存在是北洋时期路警教育的重要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铁道部致力于对路警教育的整理和统一,主要表现在教育制度建构和教育弊害纠正两个方面。抗战开始后,对铁路警察的管理机构因战局变化而多次变动,路警教育陷于停滞。概言之,未能持续办好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央路警教育机构是中国近代路警教育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而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是中国近代路警教育不成功的根源所在。     

我国法律上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立法表达（2015—2023）

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对法律条款的制定或修改,对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权及其法律内涵进行了规定。这一立法确立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立法工作的实践方式,也以国家意志的法律形式明确了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法律地位。四十余件法律规定了八种立法表达类型,明确了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权及其法律规范内涵,为党内法规、行政法规、监察法规、部委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规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权及其法律规范内涵提供了立法借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上关于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法律地位的立法条款,不仅是我国法律上明确规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法律地位的立法表达的案例,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落实宪法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在重要法律中明确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地位的立法体现。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正>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这样的机构,目的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一、充分认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是很看重依法治国的,讲得也比较多。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依靠法治,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大部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服务型政府职能相一致的政府组织体制,是与西方地方自治前提下的中央地方权力功能性分立相一致的。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在实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应深刻调整中央地方的关系,协调与党的机构、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从决策、执行、监督相一致的高度设计,打破目前部门利益格局的权力运行框架。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三个层面。其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延伸和发展，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法律保障央地关系

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立法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制度保障。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现行《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缺乏配套法规,操作性不强,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宪法》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总原则,但没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宪法》列举了国务院的一般职权,但没有明确哪些职权是国务院专     

八十年代以来的三次机构改革

八十年代以来的三次机构改革左然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一是１９８２至１９８５年的机构改革，二是１９８８年中央机构改革，三是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５年的机构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１９８２年的机构改革１９８１年底，国务院共设有...     

回顾与建议：政府机构改革三十年

经过近30年6轮的机构改革,今天中国的政府机构与编制设置状况以及政府过程本身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服务市场经济建设、机构改革思路、公务员规模控制、制度化和改革技术细节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机构改革也遗留了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央机构改革没有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党群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公务员内部结构调整、政府过程完善和行政区划调整等很好地结合起采.因此,应努力通过适当拉大改革周期、重新确定机构改革目标、加强政府职能分类分层次指导等途径,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向更具实质的阶段发展.     

过程产出型经济增长——“央—地”关系和地方干部激励视角下的再阐释

中国经济相对稳定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其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央—地"关系和地方干部激励机制密不可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在20世纪后20年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性"分权"使地方政府在政策和行为上具备了较大的自主性。而中央对政治性资源的有效控制,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及其党政领导干部致力于围绕实现中央制定的政绩目标这一过程而持久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经济增长可以视为一种过程产出型经济增长。有效克服其局限并最大程度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从干部选任机制、考核评价标准、监察体系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     

大国新政：聚焦三大“顶配”机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这三个由习近平总书记挂帅、正副负责人不少于三名在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顶级配置”机构，一直以来都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受访专家认为，三大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现有的条块分割格局，在一些重大战略和重大政策中实现党政高度融合，避免权力过度分散，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一种新探索。     

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解读

古德诺认为国家有意志表达和意志执行两种基本职能,即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由此提出政治与行政的二分论,但他的主要研究意向不在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是注重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协调".协调途径之一是政治对行政的控制,途径之二是行政的适度集权.这种看似矛盾的协调在法定体制内是无法完成的.古德诺考察了美国政治体制.发现这一协调力量来自法定体制之外的政党.政党通过对立法机构成员和执行机构成员的挑选,恢复了被法定体制割断了的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某种有效控制;政党通过对中央行政官员和地方行政官员的挑选,建立起一种必要的行政集权.     

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威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观望中的"模糊"、相对融洽、猜忌与防备、"斗而不破"到最终的分道扬镳等五个阶段。作为地方民族依附型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其与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中央权威与地方主义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云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立意识一定程度上系中央政治权威影响的结果。在民国民族国家构筑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威政治视野的转换存在着同质异向关系,表面与中央政治权威存在冲突,但根本政治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地方实力派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权力分配失衡的体现,他们的存在及其在地方的实践,也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加强宏观调控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平稳与否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但新时期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的隐性规避中央宏观调控,有的公开与中央政府"抗衡",有的预期政策、提前行动。这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干部评价机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没完全理顺、地方政府的行为越位和错位、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行为与约束机制弱化、中央宏观调控"一刀切"等原因导致的。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大力维护中央权威,明确中央与地方权限,推进政府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