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腐败”:表现、成因与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腐败,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中介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行贿或帮助行贿、在重大资产处置中造假、在招投标中出卖情报和参与非法洗钱四种。中介组织与行政权力存在依附关系,长期未被纳入反腐视线,监管存在漏洞,是"中介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治理"中介腐败",应该阻断中介组织与行政机构的依附关系,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不断提高其自律水平,同时,还要明确划分各部门的管理权限,形成多部门合力监管机制。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类型及其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是一种牵涉广泛、表现形式复杂的新型腐败形式。按照社会中介组织腐败中主体性与实施主动性的差别,社会中介组织腐败可以被划分为寻租型、衍生型、辅助型和合谋型四类。行政权力复杂介入、信息不对称和影响力是社会中介腐败主体性的形成原因,而组织自利性需求、正式制度乏力、非正式制度异化则对其实施腐败的主动性造成影响。要改善治理现状,需要从完善独立主体地位、加强信息公开、建立信用管理制度、推进法治水平、改善监管制度和推进职业伦理培养几个方面共同入手,形成有效治理的多元合力。     

“中介腐败”：表现、成因与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腐败，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中介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行贿或帮助行贿、在重大资产处置中造假、在招投标中出卖情报和参与非法洗钱四种。中介组织与行政权力存在依附关系，长期未被纳入反腐视线，监管存在漏洞，是“中介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     

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治理到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性转变.     

斩断中介腐败黑手

社会中介机构在各类腐败问题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案件不断浮出水面,一些中介机构已经成为除腐败官 员和不法商人之外的另一只腐败“黑手”,如果没有这些“腐败中介”,很多腐败运作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得逞。     

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机制变迁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我国选择了从法制性治理、行动式治理和构造性治理三种路径入手对社会组织腐败问题实施治理,并逐步形成了以此三种方式为主轴的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机制。其间,这套机制从维度上看发生了从单线向多元的转变,从关系上看发生了从彼此分离到相互关联的转变,从作业面上看发生了从笼统的宽泛式治理向针对性更强的专项治理的转变,从力度上看发生了由弱到强的转变。这套机制为治理我国社会组织腐败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形势新背景下,社会组织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发现社会组织腐败的可能性均将增加,社会组织腐败治理难度也将增加,而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机制优化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优化目标将进一步清晰,优化重点将进一步明确,一套更有效、结构化程度更高的治理机制即将呼之欲出。     

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之我见

腐败是一种全球性公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腐败犯罪呈现出复杂化、有组织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一国已无法单独处理和解决本国的腐败问题，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来对腐败进行全球治理。     

无法摆脱的困境:唐甄的廉政思想及其悖论

唐甄是明末清初对专制君主提出大胆批判的重要思想家,他对封建官僚制度下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他把防治腐败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任用、监管官吏上,这是唐甄廉政思想的核心理念。为此,唐甄提出了一系列防治腐败的具体措施,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如何选用、管理、监督官吏。但是,面对政治腐败,他一面将腐败的根源溯及于君主,而另一面又将根治腐败的希望和责任寄托于君主,在理论上陷入矛盾不能自拔。     

腐败成因诸视角述评及综合治理原则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化,对腐败现象的治理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对腐败成因的观察视角各有不同,大体归纳为经济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法学三大方面。然而,任何单一视角对腐败成因的分析都存在其有效性,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基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及政治危害性,任何单一视角下的解决策略都难以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多视角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坚持综合治理腐败的原则,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并对未来的腐败治理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官”腐败治理中的作用与职能优化

"村官"腐败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村官"腐败问题的成因、特点、危害及治理对策等方面,其中,监督机制是治理"村官"腐败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级组织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权力制衡、全面监督、全程监督、全民监督的优势,能够有效制约"村官"腐败行为的产生。发挥及优化村务监督委员会治理"村官"腐败功能的对策:一要保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二要提高监督人员的专业性,三要加强监督工作的互动性,四要转变监督重点,五要加强自身建设。     

民企内权腐败及其原因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民企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其中民企内权腐败尤需加强研究治理。使用面向企业反舞弊联盟会员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民企内权腐败及其原因进行研究,发现民企内权腐败形势较为严重,行业腐败程度对于民企内权腐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文化、民企反腐部门、核心领导关注度对于民企内权腐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民企制度建设对于民企内权腐败则无显著影响。因此,在民企内权腐败的治理中,要切实提高重视程度,着力改善民企发展的行业环境,进一步压实民企治理内权腐败的主体责任,加快建立民企人员廉洁诚信管理体系。     

“网络反腐”与政府“善治”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继续释放强烈的反腐信号。当前"网络反腐"兴盛,人民依赖网络反腐的热情高涨。然而从治理角度看,腐败是不良治理的后果,解决腐败问题,要从改善政府治理入手,即政府要做到"善治"。     

村干部腐败新特征及民主治理路径

<正>村干部虽然不是"官",但却是最贴近基层的治理力量,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神经末梢,其腐败问题不容小觑。较高的发展态势、涉"地"腐败占主体、个体腐败多样化与集体贪腐并存、"小官巨贪"式腐败不断显露、村庄"一把手"涉腐增多是村干部腐败的新特征。乡村治理结构失衡、基层民主相对滞后、有效的监督制约缺     

“红顶中介”的整治与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

"红顶中介"是指与官场和权力有着或明或暗利益关联的中介机构。它们未能担负起社会中介组织应尽的职责,相反凭借垄断地位,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和机会,败坏了社会中介组织的形象,挤占了普通中介组织的发展空间,扭曲了其正常发展的轨道,已经成为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羁绊。整治"红顶中介"可为普通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为此,政府除做好"红顶中介"的脱钩工作,提高其独立性和市场化程度外,还要加大对普通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加强对中介组织的监管,促进其良性、健康、持续发展。     

于社会中介组织的政治分析

社会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又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近年来 ,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 ,它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促进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它对于政府机构改革、政治民主化以及治理腐败等均有积极意义。     

俄罗斯是如何反腐的

<正>能否坚守"零容忍"的反腐底线关系到俄罗斯反腐的最终成败。一是要制度反腐。俄罗斯腐败问题的制度化是其难以治理的主要原因。长期形成的僵化的行政体制、效率低下的官僚作风、官商一体的垄断利益集团、民众对腐败的司空见惯使俄罗斯反腐举步维艰,成效甚微。二是要对腐败"零容忍"。俄罗斯社会对腐败容忍度很高,腐败甚至已成为俄社会普遍存在的"合     

权力与腐败

腐败作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有着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古今中外无数的例证表明,腐败是社会肌体中的一颗毒瘤,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腐败问题,任其蔓延和扩散,终将危及整个社会肌体的生命健康。但是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腐败现象虽是千     

当代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新视野

在当代、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介组织正在成为人们生活中最热门、最频繁、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人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需要社会中介组织的帮助。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乃至行政体制的改革,都越来越需要社会中介组织的支持。国家的开放、国际间的交流、乃至全球环境的治理,也越来越需要非政府性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推动。当然,人们在切实感受社会中介组织带来的好处时,也受到不少“中介混乱”的干扰和侵害。诸如“婚介混乱”、“职介混乱”、“房介混乱”、“留学中介混乱”等等,     

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的政治分析

社会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近年来,社会中介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它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促进,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对于政府机构改革、政治民主化以及治理腐败等均有积极意义.     

日常生活世界视域下的腐败成因及治理

日常生活世界是人们的第一活动空间及互动交往的文化世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重情感,其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人情。日常生活世界是腐败发生的情境因素,其结构和规则直接影响公职人员对腐败的认知和行为取向,对腐败情境定义的认知偏差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操纵策略共同促成了腐败的发生。端正日常生活世界的态度、匡正腐败的情境定义、强化制度的执行力能有效治理公职人员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腐败问题。保持日常生活世界的纯洁性是公职人员忠诚履职尽责、切实维护党的纯洁性的实际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