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国内反恐怖工作的反思与探究

昆明"3·01"恐怖事件后,国内外恐怖组织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暴力恐怖活动持续发生,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面对严峻而尖锐的反恐怖形势,国内反恐怖工作需要在立法与反恐怖防范工作体系、国际反恐怖合作和国内反恐怖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培训、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发挥舆论媒体的宣传教育与引导作用等方面加以调整和完善。     

公安院校反恐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创新

恐怖活动犯罪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最大安全隐患之一,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反恐怖人才培养模式,以期更好地打击防范恐怖犯罪活动。公安院校作为警务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在培养反恐怖人才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重任。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安院校在反恐怖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就必须厘清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了解世界各国反恐怖人才培养模式与现状,借鉴相关经验,勇于实践,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怖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态势、特点与应对策略

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有增无减,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仍处于高发期,对中国境内恐怖分子的刺激和示范效应不容低估。恐怖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境内与境外、历史与现实、网上与网下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长期积累的结果。反恐怖实践表明,既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可选,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可供借鉴,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既需要制定与实践同步进行的反恐策略,也需要将宏观防控与微观防控相结合。要在客观分析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反恐怖主义斗争态势与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法律治理在反恐怖中的重要作用,科学构建反恐怖安全防范体系和社会化参与机制,全面提升反恐怖情报信息工作能力,深化反恐怖警务合作,推动反恐怖国际法律合作和刑事司法协助等。     

论我国反恐怖法法典化之进路

全球恐怖活动的态势,使得反恐怖立法凸显重要,各国掀起反恐怖立法热潮.我国面临着复杂的反恐怖形势,同样加快了反恐怖立法的步伐.我国当前的反恐怖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散诸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反恐怖法律规范组成,专门的反恐怖法草案业已进入讨论阶段,然其体系仍不能称完善,尚不能满足我国当前反恐怖斗争的需求,亟待推进我国反恐怖立法的法典化.     

基于大数据的反恐怖预警问题研究

反恐怖预警是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环节。大数据为反恐怖预警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为反恐怖预警提出诸多挑战。比如,软、硬件设施,领导管理体制,相关法规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等。对此,必须从反恐怖预警信息的收集、分析、决策和执行四个阶段对上述矛盾加以克服,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客观要求,才能适应反恐怖行动的客观要求。     

关于建构反恐怖情报学的几点思考

当前，在反恐怖斗争中，情报工作日益显现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反恐怖情报学，已成为未来适应我国反恐怖斗争需要的紧迫任务。反恐怖情报学是研究是反恐怖情报活动的基本特点，揭示反恐怖情报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探寻积极有效的反恐怖情报战略和打击恐怖犯罪活动对策的综合性应用型学科。     

公安院校设立反恐怖学院的思考

当前,“东突”及“三股势力”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强化反恐怖专业人才培养的工作迫在眉睫.公安院校必须顺时而动,借势发展,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与时俱进,设立反恐怖学院,增设反恐怖专业,加强反恐怖理论研究和技能训练,对于反恐怖人员素质及反恐怖行动水平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灾区重建中的社区工作模式探讨

经历再创的灾区，在灾后救援工作结束之后所面临的是社区重建工作，除了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寻找资源外，还必须重新建立社区凝聚力与归属感，恢复社区居民重建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建口一个有能力的社区？社区工作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社区工作模式是实务的提炼和总结，有不同的分类，每一模式总是由一定的工作对象、工作主体、工作目标、工作手法来构成存实际工作中，应整合运用地区发展模式、社会规划模式和组织功能社区模式，在某阶段可混合采用不同的模式的策略和技巧，可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模型来解决同一问题。     

关于在湖北省推行反恐战区制的构想

近年来,按照国家反恐办的统一部署,湖北省逐步建立了省一地(市、州)两级反、恐怖工作协调机构.各地在省反恐办的统一组织下,陆续制定了应对恐怖袭击事件的预案、、明确了以公安、武警和相关部门专业力量为主体的反恐专业队伍,并组织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演练,一个自上而下的反恐怖工作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从实战的角度来看,我省的反恐怖工作机制在机构设置、资源配置等方面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结合近年来从事反恐怖工作的经验,提出在湖北省推行反恐战区制的构想.     

新疆网格化视角下的反恐怖爆炸行动研究

近年来新疆网格化反恐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网格化条件下,多种反恐怖行动得到了极大的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持,从顶层设计上提高了反恐怖行动的效率。然而,爆炸性恐怖袭击作为隐蔽性强、破坏力大、难以防范的一种袭击方式,仍然是当前反恐维稳工作中的重大难题。做好反恐怖爆炸行动在网格化条件下的有机结合对于提高行动成功率、减少战斗损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新疆网格化反恐的现实意义,探讨了网格化条件下反恐怖爆炸行动的特点与要求,提出了反恐怖爆炸行动在技术优势、力量优势、信息获取优势、指挥优势等网格化条件下的主要战法,以期支撑新疆反恐怖爆炸实战,提高反恐处突绩效。     

反恐怖劫持应急指挥系统构建和程序研究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是协调各级应急处置力量“有效行动”的关键,是处置行动的核心和灵魂。科学合理的反恐怖劫持应急指挥系统是实现高效、稳定指挥的重要保证。对恐怖劫持人质事件的处置,必须针对我国恐怖活动的特点、反恐怖武装力量体制的特点及反恐怖斗争方针政策的特点,建立固定的、强有力的、权威性的、能集中统一指挥和协调各方力量的反恐怖组织机构和指挥体系。反恐怖劫持处置是一个人工控制系统,处置过程必须通过系统工程方法进行调控,以公安指挥中心为平台,按照接警、出警、应急启动、救援行动等程序进行。     

浅谈反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

面对恐怖犯罪的威胁 ,国际社会十分重视对恐怖犯罪的惩治。本文介绍了国际上惩治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 ,同时对我国反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反恐怖活动的立法意见。     

浅论卫气不足与广州地区鼻鼽的关系

卫气的功能与肺、脾、肾三脏密切相关，鼻鼽的发病与卫气强弱关系密切。广州地区鼻鼽患者多见卫气不足，是由其体质特点及生活习惯所造成。运用温阳解表的方法调理卫气治疗鼻鼽疗效确切，提示卫气不足与广州地区鼻鼽确实存在一定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深层价值意蕴--走出胚胎发育隐喻的误区

近代发展观诞生时蕴藏的胚胎发育隐喻(具有固定的目标、阶段步骤,受固定必然规律的支配和决定,普适性)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观;清醒地认识和反思这种把发展机理简单化的胚胎发育思维模式,是我国当前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科学发展观的适时提出,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一种价值性抉择,显示了卓越的创新能力,它必将引导中国现代化尽快走出胚胎发育隐喻的发展道路误区.     

十六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综述

十六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过了三个阶段：十六大至十六届五中全会的酝酿阶段,提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六届五中全会至十七大之前的系统阐发和整体部署阶段,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大战略任务;十七大之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阶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三个方面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从政府角度浅析转型期社会秩序重建途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主要体现在体制转轨、社会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及社会形态变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社会失序表现得越发明显。主要表现在严峻的犯罪形势、公共权威的弱化、部分社会规范不能得到正常的遵守和维护及社会矛盾突出,常规社会控制手段无法运转。因此,政府应及时、有效全程干预社会秩序,保障权力的运行;加强社会秩序问题潜伏、引发阶段的社会秩序监测和预警,及时修补现有秩序的防御功能;提高社会秩序问题爆发、持续阶段的新秩序建构能力,发挥新秩序的应急功能;加强社会问题善后阶段社会秩序的恢复和重构,重新发挥社会秩序的长久保障功能。     

透过伦敦地铁爆炸的烟雾——伦敦地铁爆炸案给北京奥运安保的启示

"7·7"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发生,会使全世界更多国家重视反恐上的合作,也会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办产生影响,它提醒我们,地铁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我们应当借鉴世界各国地铁系统的反恐经验,不断完善和加强包括北京地铁系统在内的各项防恐措施.     

外国反恐立法的借鉴及对我国的启示

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不仅重要而且十分迫切。我国反恐立法在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立法模式等几个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借鉴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分析我国反恐立法现状,对完善我国反恐立法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浅析偷渡犯罪活动的方式、特点及对策

偷渡犯罪活动是目前影响沿边沿海地区社会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积极研究和探索偷渡活动的规律、特点和手 段,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对策,不断加大侦查破案的力度,严厉打击偷渡违法犯罪活动,是当前公安边防工作的重中之重。     

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若干设想

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应在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重新确定各级政府在宏现、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工作任务和管理范围,明确各级行政部门在国民经济短、中、长期活动中的职能定位,在宏、微观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新的分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