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责任田”夭折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安徽农村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群众生活极为困难。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变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一平二调”,要求加强生产责任制,真正掌握自主权。安徽省     

“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肥西县“责任田”改正问题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在农村普遍推行"责任田"办法,但不到一年即被责令改正。安徽省委对改正"责任田"态度有一个从犹疑转向急躁的过程,基层则对此反应迥异,省委的改正计划在部分基层社、队的犹疑、抵触下,被迫向后顺延近一年,这表明省委的改正工作深受基层实践与诉求的影响。肥西县"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进度远迟于全省平均水平,改正后由于利益驱使、社员群体诉求及社干的默许等原因,又出现大面积"回生"现象。这也提示我们,基层对改正"责任田"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基层社、队干部与社员群众的心理、对政策执行持久性的怀疑、对"政治风险"与生存危机的衡量权重等因素,直接影响了基层改正"责任田"的态度。基层社、队抵触改正,与其说是对"责任田"情有独钟,毋宁说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社员群众所期待的制度,也并非包产到户与"五统一"相结合的"责任田"办法。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化”概念的“争”与“辩”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出场,尤其是“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由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中国化”概念愈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面对来自国民党人、自由主义者等对“中国化”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质疑和歪解,中共着力从“异质还是同质”“虚假还是真实”“复古还是创新”三个维度与之展开了话语论战,由此形成一幅“争”与“辩”的历史图景。     

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工作中的“小组”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国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城镇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精简。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先后设置了中央国家机关精简小组、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中央精简小组三个小组来具体领导和处理有关工作。这些小组都有很强的任务导向特征,其成员也围绕主要工作任务进行配置。小组通过汇总和过滤信息,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和政策文本,是中央决策的助手和参谋;同时,它们还是处在精简工作一线的具体领导者,协助中央处理精简的日常工作。这些小组对顺利实现精简工作的预期目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试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河北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河北省依据中央的政策和指示。对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各地根据农民的愿望和实际情况，开始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探索和试验，创造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借地、分配大包干等形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度过了困难时期。但在“左”的思潮压力下，这种有益的可贵的探索夭折了。     

邓小平与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

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响应毛泽东号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推动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制订“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逐步恢复被“大跃进”运动破坏的社会经济秩序。他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积极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强调：经济建设要贯彻综合平衡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要以群众满意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思想成果,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也为改革开放后我们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如何领导克服粮食困难

由于大跃进开始后的瞎指挥和对粮食产量的浮夸风、高指标和高征购,再加上从1959年起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粮食供给空前紧张的局势.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担起了领导扭转国家粮食供给紧张局势的重任,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他亲自指挥,统筹全局,使用国家手中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为一些地区解了燃眉之急.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积极开展调研,推动政策调整,调动农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还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综合施策,把指导城市精简工作和解决粮食困难问题结合起来.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渡过了粮食难关,农业生产逐步重新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则率先垂范,首先抓住农业问题进行调查,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出《农业六十条》;接着又对工业问题进行调查,并制订出《工业七十条》.由于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使大家有了明确的遵循,因而大大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给我们党的执政和领导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特殊形态的通货膨胀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各个城市都流传着＂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的民谣。所谓的＂高级点心高级糖＂,指的是当时不得已而采取高价供应的糖果和糕点。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     

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述评

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城镇人口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运用多学科方法,从背景与原因、过程、影响、安置及取得成功的原因等方面做了初步研究。但有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模糊,学术界观点并不一致,有些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实证性研究少,理论分析不够深入。     

20世纪60年代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次经济工作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严重亏损,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困难局面,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试论陕甘宁边区县级“三三制”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作为陕甘宁边区三级政权中的中间层级,县级政权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县级"三三制"政权建设不但增强了县级政府的阶级基础,并且使其更具有民主性和科学性,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世纪60年代初山西农村个体经济发展初探

文章对 2 0世纪 6 0年代初山西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作了历史性回顾 ,认为当时中央和省委对个体经济较为理性的认识以及一系列正确方针、策略的实施 ,对山西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保护和支持 ,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福建前线紧急战备始末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一水之隔的福建成了最前线。蒋介石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经常派遣匪特登陆,或不时出动空、海军对东南沿海进行袭扰。海峡两岸,两军对峙,登陆抗登陆、袭扰反袭扰,连同宣传反宣传,大大小小有声或无声的战斗,     

20世纪80年代第三梯队建设述论

"文革"结束后,干部队伍建设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突出问题。为了解决干部队伍不纯、年龄老化、总体文化水平不高等突出问题,党中央作出建设第三梯队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实现干部"四化"。第三梯队建设是在"文革"结束后领导班子调整、党政机构改革、实现干部"四化"的过程中提出和不断完善的。在这一过程中,党非常重视第三梯队的选拔和培养。第三梯队建设的成功实践,实现了新老干部的顺利交接,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促进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调整,消除了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的种种疑虑,体现了党在自身建设问题上的自省、自警、自觉的清醒意识。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正>20世纪60年代初,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斗争等一系列运动之后的年轻共和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共中央适时地调整了各项政策以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这其中就包括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略论20世纪60年代初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

1961年1月至1962年秋,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过一次较为重大的政策调整,既有对当时“左”的错误理论的反思与纠正,又有对现状的考察与筹划,较集中地涉及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改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式、明确“红”与“专”的关系以及倡导文艺民主和学术自由等这几个方面。     

20世纪60年代黑龙江农业战线的调整

由于“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中国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自然成为这次调整的重点之一。黑龙江省人民在省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调整农业,     

20世纪50年代“三反”运动动因之研究

“三反”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对“三反”运动的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是少数理论工作者有一些概况性的叙述。可以说，当时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了一般性的叙述外，专题性的研究文章和论著逐渐多了起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关于发动“三反”运动的历史背景的研究，是一个研究相对集中的问题。但研究的重点在于阐明“三反”运动的必要性，有一些问题并未引起论者的注意。本文力求从一些新视角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动因作讲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