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不屈的“堂·吉诃德”

一个崇尚堂·吉诃德挥矛大战风车精神的人,在一片不绝于耳的哀惋声中,不无悲壮地闯入期刊之林,心甘情愿分享一份严肃文学的寂寞,而且封面堂而皇之地刊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虔诚的肖像,似乎在表白这里是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条信息高速公路。整个儿一个古道西风瘦马、堂·吉诃德挥矛大战风车的感觉。谁也没有在意,他真会弄出什么名堂来。但三年后,中国文学界都知道有了个《大家》。李巍,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大家》的主编。他递给来者的名片上除了印着“作家、主编、副编审”的头衔外,还自嘲地印上“斗风车的堂·吉诃德,可笑的理想主义者”的座右铭。     

揭秘宋代历史上的真实“八贤王”

曾在荧幕上演的电视连续剧《自眉大侠》,一度是颇受观众喜爱的节目,剧中提到了“八贤王”,说是叫赵德芳;而在《贺后骂殿》、《打龙袍》等传统京剧剧目中,也都出现了“八贤王”赵德芳。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赵宋宗室赵德芳,却与“八”或“贤”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他没有任何资格被称为“八贤王”;在宋朝历史上,堪称“八贤王”者,非赵德芳,而是另有他人。     

“处女看”的流产

根据国际权威专家测试,一个人对电视节目的强烈兴趣最多只能持续四十五分钟,一旦超过,就会精神涣散。因此,不管是哪个国家和地区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每集的时间长度都是四十五分钟,极少例外。也因此,国际间电视连续节目的买卖,也以每集四十五分钟为统一计价基数。我买回彩电的当晚,便应验了权威专家的测试。那晚我是这样看电视的:电视报上预告二十点十五分有一个叫《××续集》的连续剧在某台播映。为了看这个大名鼎鼎的节目,我匆匆忙忙调好频道。预告时间过了四分钟,广告播完,我正准备开开“续集”的眼界,屏幕上推出节目!《××大赛花絮》。“花絮”播完,做广告;广告做完,推出《××旋律》;“旋律”播完,做广告;广告做完,播“续集”特约广告;“续集”特约广告做完,这才     

样板戏美学的“地下工作者”

在2003年春天,青年小说家薛荣在浙江作协《江南》(2003年第1期)上发表了小说《沙家浜》。很不幸,它与二三十年前风靡神州的一部样板戏重名。更为不幸的是,在薛荣的《沙家浜》里,阿庆嫂、郭建光、胡传魁居然碰撞出了“三角恋爱”的火花。这份“公开的情书”很快遭到声讨。在2月18日的《浙江日报》上,“萧河”(这个名     

“香格里拉学”中的索隐游戏

“发现”“香格里拉就在云南迪庆”的人,其主要理由是迪庆藏族自治州从外貌到内涵都与《消失的地平线》对“香格里拉”的描述相吻合。把一个虚无飘渺的乌托邦硬生生地与一个差强人意的现实地点等同起来,这是索隐派的毛病。在红学中所谓“索隐”,就是指试图发现《红楼梦》所写的内容都“真有其人、其事、其地”。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在论证“林黛玉就是董小宛”这个“重要学术观点”时,其论证方法如下:小宛名白,黛玉名黛,粉白黛绿非常对称;小宛爱梅,黛玉爱竹;小宛善曲,黛玉善琴;小宛善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黛玉亦癖月,所以,林…     

“股民”与“民工”

“股民”与“民工”原本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是两类截然不同的群体。但有一天,笔者突然发现它们之间有很深的内在相似性,即都有一种被歧视、被扭曲其正确称谓的意味。先说“股民”这个概念,笔者翻遍了《公司法》、《证券法》,都没有这个概念。在经济学教科书上也只有investor(投资     

“漂流”的内驱力

“漂流”,日渐时髦起来。长江漂流、黄河漂流,众所周知。年青的写小说的人也在“飘流”。比方,张辛欣“飘”大运河。骑单车,从北京“飘”到杭州,写成纪实小说《在路上》,上了电视,“漂”得风流。徐星(《无主题变奏》作者),从北京骑单车“飘”到广州,然后扔了车,回去。“漂”得潇洒。小说里面也在“漂”。比方,刘索拉的《找寻歌王》讲一男一女在大山里“漂来漂去”找歌王。歌王象《等待戈多》里的戈多,似有非有,似无非无。后来女的起了疑心,退出。男的则铁了心,坚持“漂”下去。面这一类“漂流”小说也日渐多起来。比方深圳一作者(梁大平)讲一个北方青年“漂”到深圳,找寻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找到,重返北方。前些年,通过电视看世界,知道外国人     

有了“规范”和“深奥研究”，才有学科的“成熟”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写道 :“有了一种规范 ,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 ,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① 如果以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遗憾地认为 ,这个学科在中国还远未“达到成熟”。沃尔兹也曾经对习惯于罗列历史和经验而缺乏抽象演绎的“归纳法”学者提出过严厉的批评 ,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指出 ,“多数的国际政治学者还没有遵守‘适当的探究程序’。更糟糕的是 ,他们还没能弄清楚他们的适当的探究程序可能是什么。”② 这本书虽然最初出版于 1979年 ,但是今天…     

为什么称皇帝的老婆为“后”？

“后”原为君主之意。在《诗经》上载：“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郑玄所做的注解中说：“后,君也。”而在周朝以前,天子之妻都被称为“妃”,周朝开始则称为“后”。如《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之妃曰后。”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改天子为皇帝,并制定皇帝的正妻为皇后的后妃制度。不过较完备的后妃制度和等级划分到了汉代才开始实际执行。《汉书·高帝纪下》：“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日皇太子。”     

论日据时期在闽的“台湾籍民”若干问题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失败后,中日两国签署了《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居住在台湾的人民被视为日本臣民。许多台湾居民因此移居大陆,被称为“台湾籍民”或“日籍台民”。“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加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日本投降后,“台湾籍民”成为历史名词。日据时期,“台湾籍民”大批移居福建,对福建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少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闽台关系增加了特殊的内容。本文就日据台湾时期在闽的“台湾籍民”类型、职业与政治状况,以及日本当局对他们的态度等,试加论述。     

香港刊物的“赠品战”

据香港政府统计,1987年在香港注册的报纸有68份,期刊有549份。期刊由于数量多,要得到读者的长期支持就要靠本身质量和一大批长期订户,为了讨好订户.香港的期刊争先恐后地打起“赠品战”。《远东经济评论》的订户们能得一本每年的“亚洲年鉴”;《经济学人》的赠品是一本经济辞典.供读者阅读时享用;《新闻周刊》的赠品则年年不同,     

窥探“的士”

“的士”的道道儿多了。可以说,在“的士”的道儿里,仗义的事儿不少,嘎七嘎八的歪理儿、行规也挺多,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也是一个可以折射社会的反光镜。     

巧“抄”就是“创”

相声界的一代宗师侯宝林说过:“几乎所有的传统节目,我都是‘偷’来的。”他还常常幽默地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又是偷,又是抄,果真如此吗?一点不假。据他自己说:《戏剧杂谈》得力于绪得贵,《关公战秦琼》受益于张杰尧,《三棒鼓》是阎效儒的指点……好一个高明的大“抄”家。“抄”要抄得巧,抄得妙。巧抄、妙抄的本身就是“创”。青年幽默画作者郑辛遥从一件印有海洋、帆船、天空的普通汗衫上得到启示,“顺手牵羊”地“偷”了,又抄了雨果的几句名言,“创”出一组颇有味道的幽默画:     

“龙的世纪”与“华人网络”——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的预言

以《大趋势》一书而著称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近年来十分关注“亚洲的崛起”。去年底,他在香港总商会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发表了关于21世纪是“龙的世纪”的演讲,并提出“华人网络”在世界经济中的巨大作用这一课题。的确,伴随1997和1999年的临近,粤港澳地区之间的关系将愈加紧密。如何利用“华人网络”拓展事业,已是一个就在眼前的机会。1996年1月号的香港《工商月刊》刊载了奈斯比特的演讲辞,本刊特摘录如下,希望广大读者对这一时代大趋势有更直接的感受。     

从理想国到思想国——关于卡尔·波普尔的读书笔记

“理想国”取自柏拉图的名著《Respublica》(原义为《共和国》)中译本书名。“思想国”,则语出维克多·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九三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以保王党朗特纳克伯爵为首领的叛军在布列塔尼地区发动反革命叛乱。为了医治法国革命这块“第三等级的疥疮”,他们平均每天要枪杀30个革命党人,口号是“烧光杀光,绝不留情”。革命党人则相应地认定“恐怖必须用恐怖来还击”,实施革命恐怖。     

念念不忘的“表”情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这是罗大佑的《童年》,他老人家生于五十年代,能有如此浪漫的童年,可比我这70后精彩多了.我记得当初我考上重点初中时,我听同学说我所在的小学学校要奖一块电子表.我美滋滋地打电话回家报喜,母亲立刻将这一讯息广泛发送. 后来没奖手表,只是奖了一支钢笔.假期我回家时,却发现整个街坊的人都知道我得“电子表”了,无论我走在哪儿,大叔大婶大爷大妈小侄小妹只要见到我,都要跑来看“电子表”,在80年代,那时候电子表还是稀罕物.搞的我自己都跟“金人”儿似的.但问的人多了,我就烦了.一回家,我就向母亲抱怨.     

“书记作家”的生命感悟

“我决定退稿……” 1998年底,一部名叫《啊,山还是山》的电视连续剧在广东有线电视台播出。播出前,照例有一个内部的观摩会,也照例请来了一批专家。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专家们进入剧情后不久便开始落泪。《羊城晚报》在《批评家为何流泪》的文章中写道:“观看者为了掩饰流泪,起初还假装扶眼镜而偷偷擦拭;后来泪水越流越多,扶眼镜再也掩饰不住了,他们干脆就用纸巾抹;当有人终于忍不住抽     

“夹心饼干”者说

小铁柱,15岁,个子矮矮的,他是个小侦察员。小时候读到这些,常恨生不逢时。略大一点,看《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三家巷》,更羡慕杨子荣、林道静之类的轰轰烈烈与风风流流,生得光荣,活得伟大。那人生,何等淋漓畅快! 我参加革命,算起来也廿有三载矣,若从开国之年倒溯23年,则这兵龄,已是1926年的“老红军”——其实1926年还没有红军呢。我们这一代,号称“老三届”。多半自认为,是“搭错车”的一代:该升学时遇上“文革”停课;人家复课时我们已上山或下乡;该钻研     

中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

1918年“五一”劳动节,广州首次出现了“劳动圣节纪念”活动,上海《劳动》月刊首次刊登了一篇介绍“五一”劳动节的文章。1919年“五一”劳动节,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刊登了李大钊的一篇短文《五一节杂感》,这是中国报纸上第一次出专     

《刑法》介入“专利流氓”规制的正当性研究

李某文“专利流氓”案是我国首例对专利主张实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刑法》介入专利“维权”诉讼,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通过研究“专利流氓”的实质以及行为模式发现,客观现实、刑法的任务以及利益平衡,为《刑法》介入“专利流氓”的规制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专利流氓”在全世界泛滥并且在我国存在滋生的土壤,《刑法》对“专利流氓”的规制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刑法》规制“专利流氓”发挥了刑法相较于民商法、行政法的后置性,充分考虑主客观统一原则。同时“专利流氓”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其威胁了专利交易市场中企业的专利研发和经营实施,因此采用《刑法》规制“专利流氓”具有正当性。专利制度的存在是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平衡的结果,“专利流氓”损害了专利使用者的利益,利用《刑法》规制有利于实现利益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