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政治的现状与未来

格拉斯哥大会之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进程似乎迎来新的起点。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世界政治发展中的逆流给全球气候治理前景蒙上阴影。全球气候治理受到英欧变局、美国霸权嬗变等冲击,而且《巴黎协定》始终面临国家自主行动履约难题。同时,全球气候治理也在制度碎片化、国家群体化、新兴大国主导等方面呈现新特征。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则重在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气候合作,并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生成与演化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

由于人类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充分认知，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由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冲突，气候合作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围绕构建合作制度谈判的轨道也因为条件的改变而发生演化。在制度演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建立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不断推进可再生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使用，同时国际及国内市场碳交易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些恰恰是国际谈判的正效应。未来国际气候合作制度将在动态中寻求演变与发展。     

浅议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历程、态度及动因

国际气候合作原本起源于学术界的"科学共识",但随着气候领域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深入,泛政治化现象日趋严重。作为国际气候合作的重要参与方,中国在气候问题科学主导阶段、《公约》谈判及生效阶段、《京都议定书》谈判及生效阶段以及后京都气候谈判阶段等不同历史时期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却并非始终如一,而是态度迥异。无论是懵懂积极、积极被动,抑或谨慎保守、积极务实,都是同期中国对气候问题及自身利益综合判断作出的现实选择。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二元博弈与中国碳减排政策的价值取向

利用简单博弈模型,证明国家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任何一国试图单边碳减排的努力都将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迫于压力,只会选择有限合作政策。尽管如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合作应对气候升温是大势所趋。因而,中国在努力推进国际节能减排合作,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应采取有利于保护本国民族经济发展的有限合作政策。     

国际气候合作中的非合作性博弈困境及其超越

以囚徒困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合作博弈是困扰国际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的关键障碍,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国家集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个体利益诉求与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冲突。如果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协调上失败,极有可能导致集体理性的失控,最终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气候系统崩溃。因此,探讨非合作博弈困境的内部机理并寻求其破解途径,就成为解决国际气候谈判困境的关键。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二元博弈与中国碳减排政策的价值取向

利用简单博弈模型,证明国家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任何一国试图单边碳减排的努力都将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迫于压力,只会选择有限合作政策.尽管如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合作应对气候升温是大势所趋.因而,中国在努力推进国际节能减排合作,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应采取有利于保护本国民族经济发展的有限合作政策.     

中国在气候外交中的话语困境及提升路径

中国能源性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是不争的事实,国外的舆论压力使中国在气候外交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话语权作为重要的外交手段,是促进外交、缓解压力的有力工具。中国气候外交中的话语效能较差,话语结构处于劣势。需要转变气候外交身份,塑造多元外交话语身份,营造有利于国际气候治理的话语环境,抵制国际气候霸权话语,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气候外交话语权。     

论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

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日益关注,气候谈判已经演变成了气候政治博弈。从表面上看,气候政治博弈主要是围绕碳减排问题、资金技术问题而展开,实质上,其背后隐藏地是政治话语权之争、经济主导权之争和伦理价值取向之争。政治话语权的博弈表现为:欧盟要争当话语权领导者、美国要收复话语权失地、发展中国家要谋求话语权;经济主导权的博弈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主导权之争;伦理价值取向的博弈表现为:发达国家坚守目的论伦理价值取向,而发展中国家坚守义务论伦理价值取向。只有把握了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才能真正找到突破气候谈判困境的路径。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论WTO框架下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减排温室气体、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致共识。目前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核心,但是,由于其间关键性法律条款存在一定模糊性,而且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于世界各国缺乏法定约束力,这使得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存在现实执行上的诸多难题。因此,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除了完善现有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还应将国际碳减排引入到WTO多边贸易体制中,进而实现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减轻国际碳减排对国际贸易及世界各国经济负面影响之归旨。     

当前大国间气候政治博弈中的利益选择及其应然取向

决定当前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是大国间的利益选择及由此衍生的气候政治博弈中的应然取向。欧盟在气候问题上拥有资金与技术上的优势,也希望在气候这个新领域打破过去近百年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困局,以重拾国际关系的话语权;美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既要掣肘欧盟气候外交领导者地位的形成,又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努力使气候政治博弈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中表现积极,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自主减排。欧、美、中三国(国家集团)在未来气候政治博弈中有竞争,更多的应该是合作。各方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时都必须具备国际眼光或者国际视角。发达国家大幅增加发展性援助,这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长远利益并不相悖。中国发展低炭经济、承担起与本国实力相当的减排责任,责无旁贷,也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国家利益认知与战略选择北大核心

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趋势及其不断凸现的负面影响,使国际气候合作成为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如何权衡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通过综合考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做出理性选择,成为关乎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重要课题。中国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在国家主权、经济效益、国家软权力等国家利益认知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未来我国应在新的国际气候规范的框架内完善国内法律制度,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和低碳发展,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参与和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与气候治理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气候合作:历程、动因与对策

随着全球气候加速变暖,国际气候合作不断深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化大国,中国参与国际气候的合作经历了从谨慎接触到全方位参与的不断深化的进程。决定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进程的动因在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认知和综合国力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需要制订正确的应对对策。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

从198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气候的决议以来,经历了21年马拉松式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2009年12月7日一18日将在丹麦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被喻为“拯救地球最后的机会”。气候变化谈判,既是保护全球气候和环境的重要谈判,更是一场国家间在经济、能源、环境、外交方面的重大博弈。哥本哈根会议能否达成“一个将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结合在一起的雄心勃勃的全球协定”,依然是个巨大悬念。而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又将面临哪些压力和挑战？     

国际气候博弈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选择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之一,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够解决。在气候谈判的过程中,虽然全球的最优选择是通过减排减缓气候变化,但由于各国自身利益的差别,出现了三个层次的气候博弈。中国在气候变化博弈中既存在有利因素,又存在不利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既要加强气候科学研究,促进低碳技术的进步,又要把适应和减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提高中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国际气候博弈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选择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之一,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够解决.在气候谈判的过程中,虽然全球的最优选择是通过减排减缓气候变化,但由于各国自身利益的差别,出现了三个层次的气候博弈.中国在气候变化博弈中既存在有利因素,又存在不利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既要加强气候科学研究,促进低碳技术的进步,又要把适应和减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提高中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碳中和目标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法治体系建设

现有的国际气候法治体系建立在《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的框架基础上,这一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碳减排行动,但总体而言仍难以显著延缓气候变暖。一方面,不少国家碳中和专项法律的缺失使得碳中和行动落实缺乏具体依靠;另一方面,现有遵约机制下,《巴黎协定》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绿色基金机制、技术支持机制以及国家自主贡献机制难以落到实处。对此,我国应发挥大国作用,制定气候治理与碳中和法律,以公约机制与公约外机制共同落实气候行动义务,并督促发达国家履行国际减排义务,从而助力我国和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中美气候关系的动力、障碍与前景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持续和深度关注,以及气候领域国际谈判和规制建设的进展,说明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具有相当程度共识。加上生态转型和绿色发展业已形成国际发展潮流,这使中美在气候治理上有着难得的良性互动空间。但气候正义之争、美国国内气候政策的党派化和不稳定性,以及当前国际能源价格高企和两国总体政治关系走势都构成影响中美双方气候关系推进的障碍。     

“一带一路”主场外交视域下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主场外交往往与元首外交、大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中国主场外交活跃,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表现。"一带一路"主场外交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外交,也折射出了中美俄三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三位一体。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美俄三角关系的试金石。     

国际气候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是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其根本解决途径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共同的思想基础的国际气候合作.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发展模式的一次革命性转变,它的目标是追求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国际气候合作对其原则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