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

新制度主义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学中兴起的一种思想流派,在80年代又从经济学领域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概括了西方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三大理论流派,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并由此总结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特点。     

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

新制度主义是引领当代政治学研究潮流的一种新方法。新制度主义认为,虽然政治行为、政治选择受到了制度的约束,但制度只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核心因素(或者重要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新制度主义着重解释性理论研究,把制度变量纳入理论框架,研究变量呈现多元化,制度对个人、群体行为的影响需要进行深层的考察和变量的分析,考虑路径依赖的因素,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通过归纳法的应用形成成熟的经验理论,再进一步应用到跨国研究或者别国的比较研究中去。特别是新制度主义还做了将制度科学化的工作,主张提出新理论,对新理论进行验证,并且要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三维解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发生了变化。它的标志是行为主义革命高潮渐渐消退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制度自身、制度与环境,以及制度与制度相关人三个层面上。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北大核心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路径,在外部资源借鉴与内部理论完善的双重动力下发生建构主义转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中获取建构主义研究灵感,为了弥补研究不足、促进理论融贯、扩展内生维度,改造政治科学观念研究的分析术语并拓展观念因果机制研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衍生出侧重利益建构、内在因果、观念塑造的观念制度分析路径,强调主体间性、话语阐释、意义框架的话语制度分析路径,以及看重修辞策略、符号互动、叙事结构的修辞制度分析路径。总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建构主义转向的启示意义,需要归纳建构主义取向制度研究在动态视角、研究基础、因果阐释方面的突出贡献,反思建构主义取向制度研究在研究定位、分析维度、利益界定方面的现有局限,据此提炼本土政治学概念构建、方法运用、议题扩展的理论发展经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作为一种政治学制度分析"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国内政治学界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还处于引介阶段,实际运用还很少.它在我国政治学中适用性到底怎样呢? 我们应如何看待它呢?本文试图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自身特性的视角探讨其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它在我国政治学中有一定的适用空间.但同时由于它本身的特性和局限性又限制了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运用.因此,对于中国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政治学研究,需要在吸纳学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长处的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学".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政治学研究的挑战和启示

诺斯创立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各流派中,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政治学的影响最大。受诺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借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数学模型对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提出有效的制度分析框架。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对政治学的启发表现在：唤起了政治学界对制度的重新关注;诺斯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有力的分析工具。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比较分析

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制度研究范式在政治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特别注重对宏观静态制度的研究,坚持"制度决定论";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义将制度研究重新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了制度研究的新范式.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研究范式之间虽然有着紧密的关联性,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性.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学意义

对制度的研究曾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但近二三十多年来，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对制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首先影响到政治学，因此对此进行政治学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北大核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起源路径的阐释

如今制度问题已经成为关涉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制度的生成与变迁作为制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得到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充分关注。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内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从文化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从冲突的视角分别给予不同的解释框架和逻辑论证。虽然各流派都尽力抽象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但在制度建构中就都显现出有限的解释力,我们应超出学科限制在更为深刻的层面去理解制度的原始起源。     

反思与进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主义政治理论被认为更有助于解释制度稳定与维持,而对制度变迁解释乏力,因为它仅把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面对这种批评,近年来,新制度主义者提出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并试图与外生理论结合起来,把制度的起源、稳定维持和急剧变动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演化过程,更加注重制度变迁的历时与空间维度,对制度变迁中观念与制度的相互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洞悉路径依赖的多样性及其解释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另外,制度变迁的动力与具体方式,制度的分层等问题也成为研究制度变迁的议题。新制度主义者的这些努力大大丰富了新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增强了其理论说服力,但并没有解决批评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还带来了不少新问题。     

超越新与旧: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传统渊源与演进脉络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持续推进了制度分析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与方法更新,但在论述自身研究路径的合理性及新颖性时呈现出过多强调范式转换和新旧嬗变的维新叙事倾向。新制度主义将政治科学传统制度研究等同于旧制度主义的做法,有可能割裂一脉相承的研究谱系并遮蔽其同宏观学科背景的内在关联,导致新制度主义对传统研究发挥的补充性和修正性功能被扭曲为超越性和替代性作用。一些制度研究者认识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根植于政治科学中多源流的学术传统和分析途径,并致力于探讨新制度主义在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相互作用下的产生和发展问题。超越新与旧的立场有助于从社会科学的内在构造与板块运动、不同学科的分化组合与积极交流、研究领域的传统沿袭与养分汲取、自身发展的前景展望与前沿探索四个方面,更好地把握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演进趋势。     

缘由、启示、展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的耦合分析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认知科学融会贯通的角度审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具有联系密切的学理渊源和学科脉络,行为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演进脉络、学理贡献很可能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调整、议题深化、方法更新提供深刻启示。行为经济学在理性、选择、制度等三个议题上的新见解,有助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有限理性的经验应用、感性选择的行为指引、伦理取向的制度关怀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在行为经济学影响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其未来发展中能够进一步缓和结构与能动的内在张力,主动吸纳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深入推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策议题的现实研究,并以认知为纽带促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整合与认知转向。     

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述评

本文对近年来影响很大的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从国家的起源和性质、国家模型及其特征、国家的目标和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并对这一理论作了简要评价。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难题: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制度难题。首先,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一个复杂的集体选择过程,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对个人偏好进行加权。其次,如何处理和应对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防止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主义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提出了从制度的层面来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考察

政治发展是一个政治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政治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制度的发展和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聚焦于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的研究,但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资源,其三大流派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制度分析路径,即算计路径、文化路径和路径依赖。这三种分析路径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也可从政治权力关系的理顺、政治理念的更新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规范三条路径加以推进和实现。     

学科视野中的历史政治学:以历史社会学、政治史、比较政治学为参照

历史政治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研究政治学之全新范式,但当然不是从零开始,而有众多可资利用之知识资源,本文探讨其与历史政治学之关系。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均致力于带回历史、带回国家,并共享众多方法;但后者有西方中心论偏见,奉行价值无涉原则,止于理解或解释;历史政治学则破除西方中心论,公正对待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文明丰富的政治实践,且有明确价值追求,致力于从历史中探究善治之道。历史政治学呼吁历史学再度重视政治史,并使之有政治学想象力。历史政治学可为比较政治学带入大历史视野,以矫正其以西式政治制度为标准的偏失。     

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推行大部制行政机构改革，是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我国现有的行政架构存在很多问题，机构设置过多、过细，职能交叉重复。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政府机构本身的重组，更值得期待的是，我国能否以推行改革为契机，在大部制框架下建构一个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精干、高效、统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     

“结构——行动”关系下的新制度主义

借助结构和行为的强调重点和双方互动关系的历史梳理,系统说明了政治学研究方法从传统的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到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到新制度主义政治科学的发展。并借助结构行为活动设计,打破新制度主义内部流派隔阂,揭示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和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