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离任上级的刑事归责探究

习惯国际法认为,上级在明知和有能力防止下级犯罪时必须防止下级犯罪,否则要负上级责任.那么,即将离任的上级是否有防止离任后下级犯罪的责任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源于下级犯罪的上级责任可产生在上级不再有效控制下级的任期外.虽然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但有必要对此予以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对追究上级主管部门连带民事责任的法律思考

<正> 追究经济实体、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上级主管单位的连带民事责任(以下简称“追究上级责任”),是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一规定适应了我国新时期经济审判工作的需要,解决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亟待理顺和解决的问题。但是“追究上级主管部门连带民事责任”,无论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用词上,还是在民法、公司法的理论上,都有其不当之处。因此,研究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执手《中国公共安全》十载成就太川千金难求的美誉

对<中国公共安全>怀管信任与敬重 <中国公共安全>自1993年创刊开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就和我有联系了,算起来我们共事将近15年了.看了很多杂志,我觉得<中国公共安全>的资讯报道非常准确、客观、及时.更重要的是杂志社能站在行业高度发现问题,处在企业层面分析问题,以读者的身份看待问题,这一点是现在很多媒体不能相比的.因而,我内心对这份杂志有着一种敬重和信任的感情.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我真的好感动

1997年的一个深夜我到达祖国的北垂小城--漠河. 蒙上级组织对自己业务能力的信任,我参加了全国年度质量检查评比组,对漠河县公证处的办证情况进行检查.     

正确理解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

上级人民法院与下级人民法院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长期以来没有取得统一认识的问题。一些同志根据宪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的规定,把上级人民法院和下级人民法院的关系仅仅认定为“监督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这种认识流传很广。不仅有关部门有,人民法院内部也有;在一些法律书中也有发现,甚至全国法律“业大”新编的《中国司法制度讲义》对这个问题     

基金会资助绩效何以提升?——基于信任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问题】基金会资助正日益成为我国草根公益组织继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之外的重要资金来源。资助关系建立的前提是组织间信任,但目前人们对于信任如何影响基金会资助绩效这一问题还所知甚少。【方法】基于信任理论,对国内3家资助型基金会展开多案例研究,借助质性研究工具NVivo进行资料分析了基金会与资助对象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影响因素,以及行为策略及对资助绩效的影响。【发现】(1)基金会与资助对象之间的信任建立受特征因素、过程因素及纽带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的作用程度与基金会选择的资助形式有关。特征因素在公开招募方式中作用更突出,纽带因素与过程因素在推荐制和定向邀请中作用更明显。(2)不同的信任前因会影响基金会资助行为策略选择。对于特征因素建立的信任,基金会偏好采用契约行为;对于纽带因素建立的信任,基金会偏好采取关系行为;对于过程因素建立的信任,基金会则倾向双措并举。(3)在资助过程中,基金会综合运用契约行为和关系行为有利于促进项目目标实现、合作意愿强化及伙伴能力提升。【贡献】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了基金会相关研究,拓宽了组织间信任的研究领域;还从实践角度为基金会实现有效资助以及草根公益组织获得基金会资助提供了行动参考。     

论国际刑法中的上级责任原则

在国际刑法规范中,上级责任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衍生出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军事指挥官和其他上级人员基于其下属实施了特定国际犯罪而应承担的一种刑事责任类型.从实践价值来看,上级责任原则对指挥官和其他上级人员赋予特定的义务要求,从而将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者覆盖到上级人员的不作为情形,这对于遏制国际犯罪和有效进行国际刑事审判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上级责任的观念和原则逐渐形成,并充分确立在国际习惯法和主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中.     

法律信任初论

当下中国学者的法律信仰研究的理论前设和结果实际上是对法律的神化.然而,法律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性,这决定我们在法律之上只能产生法律信任,即理性主体对这种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性的法律的宽容和尊重.从本体意义上说,法律信任是一种关系性质的信任,它以三大支配关系为特征.从价值意义上说,法律信任是法律权威性的直接来源.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社会和谐——以信任为中心

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三个方面的具体内涵,本文以这三个具体内涵为框架,分析社会和谐的要素。并以信任为着眼点,信任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社会和谐存在着逻辑关联性。基于信任的两个维度,即个体间的信任和个体政府间的信任上,分析这种逻辑关联性。最后指出在中国这样的特殊主义信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培育个体间信任、个体与政府间信任,是走向社会和谐的要务。     

论自侦案件逮捕制度的完善

一、自侦案件逮捕制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改革没有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追问完善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目的就是要加强对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而《规定》的程序设计让享有一定行政权力的上级检察机关充当监督者,赋予了对上级机关的充分信任,但上级院审查批捕能否比下级院公正存在疑问。首先"上提一级"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对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但并     

信任与政治合法性

信任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互信关系、依赖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承诺与践行关系.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能够产生社会和谐,政治合法性只有以信任为前提,才能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互动双赢格局.本文以信任为切入点,以信任的视域检视政治合法性,以期从中梳理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关联,从而前瞻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刑事证明标准问题之争中的四大误区

刑事证明标准问题的激烈争执,在学界持续了多年,但仍未达成共识.这可能不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而是因为争执中存在着诸多误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案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误区、真理与事实之间的误区、事实的主客观性与"事实确信"的主客观性之间的误区、哲学主义与证明标准之间的误区等,使我们无法看清中国刑事证明标准与西方国家刑事证明标准之间的实质差异,及其在这种比较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我们所要直面的问题本身主要是:中国刑事证明的基本标准是否应当从科学和经验常识意义上的不得不相信为事实改为虽然不一定为真但仍愿意相信为事实;怎样调整证明方法;如何建设对裁判者的制度信任.     

立信持疑：法官视角下司法信任的生产逻辑

司法信任是司法公信力产生的微观和具体化的过程，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信任累积的结果。对司法信任生产逻辑的研究，通过聚焦于主体面对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提供对司法公信力形成的过程性认知。基于以上逻辑预设，在对Y市基层人民法院的田野调查中发现，面对当事人，法官一方面需要努力建立当事人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则需要时刻保持对当事人的不信任，并充分利用这种不信任来开展工作。“立信持疑”是法官生产司法信任的独特逻辑。法院组织合法性的日常实践、法官对风险的把控、程序性权力的行使是这一逻辑形成的核心因素。上述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司法场域中信任问题的讨论，亦即研究法官等司法主体之信任行动的意义不容忽视，个体行动的“双面性”和“不信任”行动有着丰富的背景与意涵。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刍论信任、秩序与法律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信任通过对人们行为一定程度的控制，是现代社会法治、秩序建立的逻辑基础。法律与信任同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秩序是二者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信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信任、秩序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重塑信任机制与法律整合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司法公信力的历史沿革与实现途径——谨以此文纪念《法学杂志》创刊三十周年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权力实施过程及效果的信任与尊重。司法公信的品格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期奴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昙花一现以及近代人民司法经验的摸索实践之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被最终确立,体现为广大民众拥有对司法的＂三种信任＂,即对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判决的信任、对司法权力廉洁的信任以及对从判决中获得实际诉讼利益的信任。司法公信力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和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行为来实现,实现这＂三种信任＂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规范司法行为,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主要是对审判、监督与执行这三种司法行为的规范。     

甘化我身铸天平——记2005年银法槌奖法官王红卫

她是天津法院系统行政诉讼领域里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她办案十几年来,没有一起案件被上级审判机关改判或发回重审;她连续多年群众满意率为百分之百,投诉率为零;她以一名党员对党的忠诚和一名法官对立法精神的准确理解,为人民群众搭建了一座通向政府的信任桥梁……——她就是“2005中国法官十杰”评选银法槌奖获得者、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红卫。     

基层检察工作要把握规律统筹兼顾

基层检察院的根本任务是具体贯彻执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及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但在实践中,法律规定和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虽具普遍适用性和指导意义,但却无法给解决每个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基层检察院在贯彻执行上级精神时不能教条主义,而是要根据实     

开拓新构建和谐新农村——记未央区人大代表、六村堡街办唐家村村主任任随柱

任随柱,男,生于1961年1月,中共党员.自2002年担任唐家村村主任以来,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他的带动下,唐家村经济大幅度提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上任十年来,他公正无私、关心群众的工作精神得到上级政府的高度赞扬和群众的拥护. 唐家村共有四个村民小组,370户,1400人,人均耕地0.8亩.面对长期以来道路不通、排水不畅等一系列问题,任随柱上任以后没有气馁,下决心一定要干好,决不能辜负群众对自己的信任.他多次召开两委会议,讨论研究制订了村上的发展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