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与民主:工具和价值的耦合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张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关注的焦点,官僚制的等级化、集权化、专业主义、封闭性等特征被认为是对民主的价值悖逆。然而,官僚制并非天然拒斥民主,民主制行政也无法独自满足效率与民主的双重使命。为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官僚制民主"结合了官僚制的理性、法制和科学精神,回应民主行政的公平、参与、多元治理的价值理念,力图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以调和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实现两者的平衡。     

探索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路径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官僚制理论征服了公共行政实践,公共性的缺失引起了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方案。其实,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不是一个简单地要求公共行政重新获得公共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作出重新定位的问题。从理论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学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路线,让从属于公共性的价值统领行政管理技术。就行政实践而言,公共性的回归则意味着政府目标的重构,即从政府本位主义转向以社会为中心。也就是说,公共性的回归是治理模式的重构,是朝着建构新型民主治理模式的方向政府改革运动。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而言,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畅想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努力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对公共性的共同追求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公共性危机”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拥有实质公共性的公共行政。     

由冲突走向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

传统公共行政理念认为,政府是公共行政的唯一主体,在此范式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二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治理理论认为非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治理语境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更多地进入理论界的视野。本文阐述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我国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影响,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合作做了初步探讨,提出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的设想,发掘我国建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合作行政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范式选择:官僚制的建构与超越

官僚制在 2 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 ,成为社会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但自 70年代后期以来 ,官僚制的缺陷渐渐暴露出来 ,西方国家针对官僚制的缺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期 ,行政改革一方面要在倡导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建构现代官僚制 ;另一方面又要在更新行政理念和行政体制、改进服务机制等方面超越传统官僚制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范式。     

荒政之行政伦理与传统国家（State）公共价值生成——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就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所必需的＂制度设计＂而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如荒政——之所以是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之路径依赖,其根因即在于此类公共行政内在之行政伦理能够转换为公共价值。此行政伦理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传统国家能够生成公共价值及其官僚体制能依此价值实现演进之内在道德根据。在学理上,它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及其政府信任问题

政府信任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基于公共利益的博弈互动关系,符合公共利益的行政价值理念将为政府提供持久的、合法的信任源泉。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由于片面注重管理主义工具价值,而忽视公共利益和民主价值,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政府信任的困境。民主行政作为新公共行政的学术识别系统,坚持和发展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符合人类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均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必然会全新构建和强化公众与政府的互信合作关系。     

民主政治、理性官僚与公共行政

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一直是备受关切的重大课题。官僚体系一直被看作是"披着狼皮的羊",是民主治理的敌人而非朋友。因而,如何协调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紧张关系,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核心难题。文章认为,现代社会对民主与科学的双重价值诉求,影响了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民主宪政传统使得公共行政沦为宪政价值与民主价值的侍女,而理性官僚制常常导致现代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之间的多重紧张与冲突。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要满足现代行政国家乃至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片面强调效率与经济的管理主义思维模式,彰显公共行政所赖以立足的规范价值与思想观念。     

新公共管理与中国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

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转变 ,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替代 ,而体现的是在二者内在相通性基础上的发展递进性关系。官僚制是政府运行的基本结构和重要方式 ,新公共管理的范式并不能实现对官僚制的摈弃和革除 ,而只是对其存在的弊端和时代缺陷进行修缮。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内在逻辑关系 ,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的价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价值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新的形势下、需要研究今后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对公民的意义,是公共行政的应然状态.人本、责任、效率、公平、秩序、廉洁是公共行政追求的主要价值.要从这些价值理念出发,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公平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与节约政府.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人本官僚制

当今学术界对我国是否采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行政体制争论不休。构建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相一致、与政府的执政理念相吻合的人本官僚制则是路径之一。因此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适时要素,健全行政组织体制,并在官僚制建设的同时增加人本要素,建立人本官僚制。     

论行政发展的政治生态优化

管理行政是在近代民主政治的框架中形成的,以民主政治为其政治生态。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确立既使行政在工具的意义上获得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又使行政必须受到政治的监督和控制。在此条件下,管理行政拥有了形式公共性。然而,随着实质公共性追求的确立,作为工具性行政的管理行政受到了挑战。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促进合作的需要和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等要求管理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服务行政难以在形式民主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与之相适应的应是一种合作政治的生态。     

服务行政框架内的行政主体重构研究

服务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就为行政权的行使主体提出了新的价值要求和实践方案。而目前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缝,诸如内涵与外延的冲突、主体范围的狭窄、主体种类的单一、责任定位的错误等,最终破坏的是服务行政的服务本质要求。因此,在服务行政的框架下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构则颇具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社会治理活动是人类一切行为体系中最为典型的集体行动 ,它必然会在行动中突出甚至公开宣示自己的价值。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秩序价值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公平和效率价值 ,公共管理则把服务价值放在了核心地位。服务价值属于伦理价值 ,是包含着科学内容的伦理价值。     

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主题、演变与逻辑 ——基于1985—2020年《中国行政管理》的可视化分析

某一学科的话语体系是该学科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载体。文章依托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1985-2020年《中国行政管理》刊载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梳理和理解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历程,以期洞察其发展趋势与演变逻辑。研究发现: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与我国大国崛起的治理实践息息相关,呈现出一种反映和适应这一伟大实践的发展趋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前瞻性和引领性;在价值取向上,中国行政学研究走过了一条从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和正义的发展之路;在路径选择上,经历了从移植复制到主动学习再到自主构建的不同阶段;在主题演变上,始终以"政府改革""行政效率"为言说主线,但呈现出一定的离散化特征。     

担当:一种科层运作的效能转化工具

以形式理性著称的理性官僚制理论上并没有担当的价值空间,但当代中国科层制处于传统、现代、后现代交织的社会转型之中,处于从历史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对接的转型时期,有必要继承传统伦理精粹,发扬使命型政党的红色力量,以担当的价值理性驾驭官僚机器的形式理性,发挥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这就需要实现政策民主化与政策科学化...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加入WTO公安出入境管理必须树立的观念

公安出入境管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加入WTO后 ,公安出入境管理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应对挑战 ,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关键。所以 ,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国家安全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效率观念、科技观念。     

入世:公共行政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公共行政文化是在既有的政治文化水平影响和制约下,行政权力使用者和行政权力相对人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围绕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和价值所形成的大体一致、相对固化的习惯意识和取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以江泽民为首的这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三次革命”的开始。作为一个重要变量,中国的政治与行政将必定从中受益。仅就行政文化发展而言,WTO的精神和原则大概至少会有利于我国政府和公民强化与公共行政现代化相关的四种意识:其一是具有真正价值理性的法规意识。其二是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契合、公民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意识。其三是合作与共赢意识。其四是诚信与践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