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官的丁忧制度

清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文官制度,从清朝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文治"国策。在清代",孝"观念渗透了官僚制度的各个方面。"孝"是为官的必备品德。丁忧制度便是清代官僚制度中体现孝道的一项重要政策。丁忧是指官员遇有父母等长辈之故,而离任治丧守孝之制。从清代文官丁忧守制期限、官员丁忧的报丧程序以及清代丁忧官员的范围扩大,来阐述文官的丁忧制度。     

关于我国古代文人为官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居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得国家政治和行政管理中存在一个十分鲜明的独特现象:文人为官。尤其隋唐以后,这一现象体现得更加突出,文人与国家政治和行政管理的关系更加密切。本文将就我国古代文人为官的几个问题,古代文人为官的思想渊源、为官情况举要、为官的途径、为官的政治伦理特点、文人改革的基本模式及为官对其命运     

洪亮吉与贵州学政红案银

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洪亮吉督学贵州的两本奏折公诸学界。洪亮吉既是乾嘉学派的经学大师,也是著名诗人,在贵州学政任内操守清廉,为官端正,颇有政声。由于学政办公经费不足,红案银作为陋规,在贵州地区长期存在,统治者也对此表示理解。洪亮吉虽因袭红案陋规,但无论从收取还是支配,均与贪污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且洪亮吉除陋规外分文不取,可以称得上清廉。     

清代廉政文化的奇葩——《陈宏谋家书》研究

正1997年出版的《陈宏谋家书》被社会各界评为与《曾国藩家书》齐名的"国宝家珍",反映了正史记载中未有的陈宏谋的廉政思想。《陈宏谋家书》所载的20封信件,凡是清初最高统治者特别提倡的清正、廉洁、勤政、务实四个方面的优良官风都写到了,甚为可贵。《陈宏谋家书》中的廉政思想,是一代名臣陈宏谋从政为官思想的集中反映,是清代康乾盛世廉政文化的杰出代表。陈宏     

中国近代思想家图介(3)——包世臣

<正>包世臣语粹包世臣经常告诫他的那些为官的"友生""印到为官,印去即仍为民",所以计一生,则为官之日少,为民之日多,计一家,则为官之人少,为民之人多,故"欲举一事,发一令",都必须深思熟虑,看它是否对民有利,并要设身处地抚     

新形势下“为官不为”的生成逻辑及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为官不为"主要表现在能力不足不想为、动力不足不会为、担当不足不敢为等三个方面。"为官不为"源于干部权力观错位、干事本领不够强、激励机制不充分、容错机制不完善、问责追责不严格。需从源头治理的角度、创新制度和机制的角度、多措并举实施系统工程的角度构建治理机制,既提高干部日常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又创新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方式方法,从而让"太平官"不太平,从"为官不为"转向"为官当为""为官要为""为官必为"。     

中国古代榜样教育体系的三维构建

中国古代道德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注重榜样教育。《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这个"上"在家庭层面是家长,在学校层面是教师,在国家社会层面是官员。为此,统治者构建了家庭、学校、社会榜样教育的三维体系。不间断的榜样示范和模仿,使受教者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坚定了道德信念,养成了道德习惯,把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人格心理定势,形成持久的德性。     

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研究——基于全国350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在当前中央强力反腐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干部的行政效能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基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的350个"为官不为"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履职不力、缺乏担当是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主要表现形态,扶贫、拆迁和环保等领域是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发生的集中区域。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自身主观意愿不积极、考核激励制度不完善和监督问责机制不健全。应该从增强个人修养、优化考核激励以及完善监督问责三个方面对"为官不为"现象进行规制。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北大核心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干部队伍中"为官不为"作风悄然而起。从生态行政学视角分析官场出现的这种消极适应性行为,我们发现"治标"与"治本"相互割裂、行政资源消耗过大而行政效能低下、"隐性行政"和"显性行政"背道而驰是当今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为官不为"治理的主要缺陷。从行政生态学角度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开启"标本兼治"型公共治理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酿生"为官不为"现象的体制机制因素;必须吸纳世界各国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以"柔性行政""谦抑行政""协商行政"开启当代中国"为官不为"治理新局面。     

莫让“太平官”坐“铁交椅”

“太平官”历来为 人们所不齿。古书上有 则寓言——某县官见到 阎罗王,请求让自己继续当县太爷。其理由是:“虽然无功,但亦无过”。阎罗王说,不对,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无功即有罪矣！岂能让尔等庸才坐“铁交椅！” 在当今社会中有没有“太平官”?回答是肯定的。君不见:有的为官多年,江山依旧;有的为官一方,百姓缺粮;有的年年为官,经济下滑;有的岁岁为官,人民生活无改善。然而为官者仍过着太平日子,乌纱帽照戴,权力照有,顶多异地为官,依然潇洒地活着。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干部队伍中"为官不为"作风悄然而起。从生态行政学视角分析官场出现的这种消极适应性行为,我们发现"治标"与"治本"相互割裂、行政资源消耗过大而行政效能低下、"隐性行政"和"显性行政"背道而驰是当今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为官不为"治理的主要缺陷。从行政生态学角度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开启"标本兼治"型公共治理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酿生"为官不为"现象的体制机制因素;必须吸纳世界各国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以"柔性行政""谦抑行政""协商行政"开启当代中国"为官不为"治理新局面。     

影响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体制机制因素分析

基层干部中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不能仅从行为人的主观偏好去解释,还需要从外部的体制机制去探讨。政府上下级间的层级关系和国家分层治理体制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博弈的机会;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权责不对等和资源匮乏的困境,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能上能下、优胜劣汰机制尚未建立,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投机的空间;现有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尚难精确支持"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滋生的条件;现行监督体制的成本效益、虚置弱化问题和问责制度的不健全,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留下了活动的空间。解决基层干部"为官不为"问题,可以从全面实施政务公开、健全规范政府权责体系、健全完善选拔任用制度、改进干部考核评价办法、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     

常清心境

清时江南总督张伯行，自律甚严，为了拒贿，他在家门口自题一块匾额：“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分一毫，民之脂膏；宽一文，民得益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每天早上，他必面对题文念三遍以自勉，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洁净的心境。张伯行在江南为官数载，始终清正廉洁，深得平民百姓的爱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清官。     

刍论“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策北大核心

继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治理"为官不为"也提上政府日程。面对既要减少腐败存量又要遏制官员不作为增量的新形势,寻找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新路径就显得很有必要。分析"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主要是主观上责任认识不到位、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从严治吏新举措所形成的政治新常态以及来自群众和媒体的外部压力。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社会基础方面,应注重培养公共精神;制度环境方面,要堵塞公务员权责界定的制度漏洞;治理结构上,要强化人事行政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上,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政治道德何以必需?

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道德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对权力的道德约束。政治道德围绕权力而展开,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斗争和博弈的产物。政治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契约",其在本质上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围绕权力所达成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契约。遵守政治道德是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政治道德关系到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根本原因是政治道德平衡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关系,能够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形成相对合理的利益关系。     

《晏子春秋》的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官德是为官者立身从政之本,为官者具有良好官德是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晏子春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官德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官要"以民为本",在遵循民意中恪守"爱民""乐民"理念;为官要"尽礼行忠",在躬亲践行中坚守礼义准则;为官要"劝谏纳善",在处事履职中坚持刚正不阿;为官要廉洁清正,在省察自律中加强品性修养。《晏子春秋》体现的传统官德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试论大清名相陈廷敬的为官之道

陈廷敬的为官之道,深受陈氏家族良好家风的熏陶。以"崇儒经且致于用"为原则的理学思想是其为官执政的学理基础,将礼治作为治理家族和国家的根本;推崇"民为邦本"以及在政务实践上奉行"中正之道"。在官德上,陈廷敬始终恪守清正廉洁,慎言慎事,勤政爱民的为官准则。     

纠“四风”要先治“五官”

正在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上,必须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治一治助长"四风"气焰的"五官",形成以上率下、率先垂范的示范带动效应。一治"混世官"。为官不为,在岗不在状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于"混世官",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教育,补足"精神之钙",教育引导他们在状态、有作为。另一方面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敢于"亮剑",向一切为官不为者说"不"。     

刍论“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策

继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治理"为官不为"也提上政府日程。面对既要减少腐败存量又要遏制官员不作为增量的新形势,寻找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新路径就显得很有必要。分析"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主要是主观上责任认识不到位、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从严治吏新举措所形成的政治新常态以及来自群众和媒体的外部压力。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社会基础方面,应注重培养公共精神;制度环境方面,要堵塞公务员权责界定的制度漏洞;治理结构上,要强化人事行政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上,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生成逻辑与规制路径——基于行政发包制的视角

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发生在以行政发包制为主要特征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必然受到行政发包制的基本逻辑和独特模式的影响。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生成可以从五大维度进行探寻:多层级权力关系、属地管理与"内控"模式带来信息不对称问题;行政权分配特点与发包方相机授权导致基层干部权责失衡;财政分成和预算包干模式使基层干部面临强财政约束与资源匮乏困境;干部管理制度缺陷降低基层干部"为官不为"风险;代理人成本制约与横向监督虚置削弱基层干部履职监督体制效能。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规制需要进一步落实政务公开制度、规范政府权责体系、优化财政预算与资金管理制度、健全干部选任考核激励制度、健全干部履职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