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渗血 句句滴泪──周恩来办公室门上的大字报

在纪念伟人周恩来百年诞辰仿制的谁安西花厅《由躬尽瘁》展厅的西侧，贴有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已呈浅红色。这张当年贴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门上的大字报内容是：周后来同志：我们要送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作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天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大字报的著名者共14位：赵伟、霍爱梅、李进才、张作文、郑淑芙、赵茂峰、桂换云、张佐良、高云秀、纪书林、张树迎、杨金明、高振朴、孙岳。他们中有…     

周恩来的一张伙食费收据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张普通的学校食堂伙食费收据，是周恩来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又一佐证。那是1966年的夏天，“文革”风暴席卷全国。那年的7月，周恩来先后五次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和听红卫兵们的辩论。据周恩来生前秘书、时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务长的李越然和当时陪同周恩来去该校的现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等同志回忆，周恩来每次都是早早地去，先默默地看学生们写的大字报；辩论会开始后，他就和师生们在一起，坐在自己带去的坐具马扎上，听红卫兵漫无边际的发言。7月28日那天，由于红卫兵们辩论的时间比较长，本来…     

“文革“中外国专家的第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示范下,一时间大字报在全国铺天盖地般涌现出来。当时北京有许多外国专家在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外文局和一些科研、出版等部门工作,他们也纷纷提笔写起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字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4个外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今何在

一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署名是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大字报贴出后,在北大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当晚,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来到北大,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贴在外边,强调“有组织、有纪律”和“内外有别”.6月1日晚8时30分,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文化革命的烈火,这张大字报也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盘点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最后一次”（四）

二十、向中央的最后一个请求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同志即根据周恩来的生前遗愿，向党中央请求：周恩来的骨灰不保留，撤掉。这是有56年党龄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提出的请求。     

一把刺向周恩来的暗剑——“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系列之三)

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 下一个目标是周恩来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倾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此,全会期间在讨论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让刚从广州调中央工作的陶铸担任要职,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上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的后面、陈伯达的前面。这样,陶铸一跃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央     

“我周恩来凭什么神采奕奕”

1961年,周总理出访归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第二天,周总理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他回京的消息上有“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时,不由得紧皱眉头,指着报纸对值班秘书说:“你打个电话,问一下这条新闻是谁写的,叫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 这位记者很快赶到西花厅。周总理放下手中的工作,又拿起那张报纸说:“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神采奕奕’?”那位记者知道错了,只好向总理检讨,同时也汇报说,     

明镜篇

周恩来作检讨1946年6月,周恩来因极度疲劳,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上睡着了。在飞机颠簸中,他贴身衬衣口袋中的一个小本子丢失。本子上记着我党一名地下工作者熊向晖的家庭住址。第二天,周恩来见到熊向晖后,内疚地向熊详细介绍了这件事,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违反了秘密工作的方法。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熊向晖顿时感到震撼。这倒不是由于可能会暴露自己,而是由于周恩来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更使他感动的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笼记

“文革”初期的第一张所谓马列主义大字报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张大字报是当时中国政局发展的结果，是当时政治形态的一个缩影。     

言山大地震前京津地区的预报工作

笔者最近发现了一份1976年11月18日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编印的《大字报选》第12期，16开。这一期共16个页码，8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反映唐山大地震的，大字报的作者也都是国家地震局所属各单位和员工。因为是大字报，有些涉及人事的部分笔者略去了，与地震预报有关的基本资料和数据保留了下来。笔者根据这8篇大字报和《周恩来年谱》等相关资料，综合整理出这份材料，供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们参考。     

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

早在“文革”初期，一些西方敏感记者就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有了惊人的发现：中国出现了一支新型部队———第二炮兵，这支部队的性质、任务值得关注。１９８４年，在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的国庆大阅兵中，第二炮兵的导弹方阵，以其赳赳雄姿首次亮相于世人面前。它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美秘密会谈／美国在台湾部署有核武器／周恩来遇“核”不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导弹、原子弹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１日，基辛格与周恩来举行过一次会谈。会谈记录第７页中，有基辛格这样一段话：“我想告诉你我们明年的计…     

关于上海《新申报》上的七篇周恩来文稿

20 0 1年 5月 ,淮南市委党研室的离休干部张凤高同志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 ,送来 7篇 1 92 1年上海《新申报》上刊载的周恩来文稿 ,请我们鉴定一下真伪。经我们仔细研究 ,可以确认两点 :第一 ,这 7篇文稿的真实性应当说是勿庸置疑的 ,它们确系周恩来的作品。理由有四 :其一 ,作者署名确定无疑。 7篇文稿中 6篇署名“翔宇” ,1篇署名“恩来” ,基本可以肯定是周恩来的作品。其二 ,陈式周之子陈莱官曾回忆说 ,陈式周曾任上海《申报》的编辑。周恩来旅欧期间曾写信给其表兄陈式周 ,托他与报馆联系发表文章。陈莱官说 :“那些稿子 ,有的发表了 ,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周恩来与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员的合影照

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展览厅第一部分《青少年时期》的最后展出有一张题为“1924年7月在巴黎的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员欢送周恩来归国时合影”的照片。照片上共有13人,其中前排三位坐着的从左到右依次是王景岐、周恩来和赵栋;后排右起第一人是李富春、第二位是林蔚,其余的现在尚未搞清。这张照片拍摄地点是在法国巴黎,而且周恩来拍过这张照片后就已回国投身滚滚的大革命洪流,而照片上的另一位主要人物,也是这张珍贵照片的持有者王景岐早在拍这张照片一年后就去世了,所以这张照片能得以流传到今天就更为不易了。 还是从照片上的主要角色说起。 王景岐(又名玉晓,亦作京岐)是浙江嵊县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被孙中山委为中国国民党旅欧驻法总支部执行部长。国共合作后,同时旅欧的周恩来是这个支部的宣传部长。1924年,经周恩来的入(共产)党介绍人张申府向孙中山推荐,周恩来奉调回国,临行前,与旅欧驻法国民党支部成员拍下这张合影。周恩来回国后,王景岐因积极组织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的台前幕后

如果说,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的话,那么,以聂元梓为首的7个人于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后来被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使“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起爆点。这张大字报,是当时中国政局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诞生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不愿做理论方面的工作吗

正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问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反问:你怎么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毛泽东很满意这种分工。1972年,当他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明确告诉对方,涉及特定国际问题和具体事项时,应该和周恩来去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上的问题"。     

共和国两位主席的分歧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这张大字报不仅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而且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于是,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最适宜的接班人的惯有说法被颠覆,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也被公之于众。     

王稼祥“七大”落选之谜

在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过程中,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中,王稼祥的变化最令人不解。王稼祥给予毛泽东许多帮助,这可以从毛在七大的讲话中看出。在关键时刻,王对毛的支持比任弼时显得重要,而且也胜过周恩来。但在党的七大上,周恩来和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王稼祥仅是名列第二的中央候补委员,这还是毛泽东经过一番说服工作的结果。此事如此令人不解,其原因何在呢?     

学习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在我国人民内部,人民民主得到了重大发展。并且提出:“在今后,应当把整风运动中的一切好办法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固定下来,有事要同群众商量,有不同的意见要进行充分讨论。要定期召开干部会、群众会,贴大字报,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使人们畅所欲言”。“无论农村城市,一定要利用     

大善至美 大德至纯——写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

正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2018年3月1日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42年了,但天地间依然回荡着人民深情的呼唤:"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你可知     

“文革”纪事

“炮打司令部” 196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扣下去。”这张大字报把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并把他们之间的工作分歧上升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分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以后,刘少奇就正式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