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灾看政府公共关系机制

“5·12”汶川大地震，使我国政府和人民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这场突发性自然灾害发生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有效的举措，让世人看到了我国政府公共关系机制的健全和应急能力的增强，使国家和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得以大幅度提升，树立了大政府形象。何谓大政府？大政府之“大”，不是大包大揽的“大”，而是有容乃大的“大”。大政府或现代政府，我们认为，首先是以人为本的政府，其次是尊重民意的政府，再次是开放透明的政府。     

入世后我国政府管理的主要对策

一、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加入WTO对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要求愈来愈高，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全能主义政府”、“无限责任政府”的管理模式，使得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过低。参与世界竞争要求政府是现代化的，而现代化离不开社会化。当前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１．大力发展社会中间组织，变“强政府，弱社会”为“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保障”、“小政府，大服务”。政府要有意识地培育一些社会中间组织，提高整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扩大社会的自我管理，从而…     

超越与重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耦合协调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解释“中国奇迹”的核心问题。传统经济学说在“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弱政府—强市场”或“强政府—弱市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经历了“强政府—弱市场”象限内的反复探索和“强政府—强市场”象限内的逐步完善两个阶段，实现了政市关系的超越和重构。基于耦合系统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我国实践中政市关系也实现了重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超越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调耦合的关键。     

农业结构调整中基层政府行为及其边界

在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中，政府不应只是充当“看门政府”、“守夜政府”的角色，而应有所作为，但必须有度。在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中，政府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关系到农业结构调整的政府支持与服务的问题。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是“守夜政府”和“看门政府”，不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还有人认为政府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应起主导作用。笔者认为，政府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应有所为，但是必须有度。　　一、政府的引导和服务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支撑体系，政府必须有所为　　1农户分散经营决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结构调整起引导和服务作…     

建设“无利政府”全心全意为民谋利

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多年来，理论界的争论似乎被过多地引向政府职能范围大小，即“全能”还是“无能”，这无形中忽视或者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政府的利益取向。关于政府的利益取向，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就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本届政府更是明确承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然而，共识容易形成，实际运作中，某些不恰当的重利思想、逐利行为，已愈来愈成为政府之累、政府之患，甚或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之障。因此，建设“无利政府”，应当成为现阶段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体系的重要特征。     

大都市公共服务人才结构优化研究

一、问题提出 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小政府”、“服务型政府”、“高效政府”等理念逐渐成为现代政府运转的主要指导思想。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我国政府职能、政府活动领域均发生了战略性转变。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社会公共需求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许多新的紧迫要求，公众要求政府提供系统性、制度性、公平性、可持续发展性的公共服务。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     

锻炼干部何须都到信访局

政府对待慈善事业有几种可能态度：放任、强制和引导。“放任”被证明是不行的。“放任”只能纵容有钱人的吝啬；“强制”更是不行，“强迫的慈善”不是“慈善”，而是“掠夺”，是政府权力的滥用：只有“引导”是政府对待“慈善”应持的态度：一方面体现政府的“公益”形象，一方面叉不会侵犯到私权。政府该如何“引导”呢?坐而论道，“号召”有钱人去行善，这显然太消极。     

村干部“公职化”对村民自治的实际影响及其政策建议——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

政府给村干部发“工资”和支付养老保险的村干部“公职化”政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学界普遍担心这会对村民自治制度造成实质上的损害。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的实证研究可以认为：“公职化”对村干部的角色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村干部的利益代表性更加政府化；对乡一村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村干部更加听命于政府。但从总体上看，“公职化”政策没有对现有的乡一村关系造成实质性改变，它只是强化了既有的乡镇主导的乡一村关系。另外，“政府全额支付”模式下村干部的利益代表行为政府化更加显著，“部分支付”模式下的村干部对“公职化”政策更取赞成态度。对此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应强化对村干部的以村民利益为导向的广大村民参与的考核这一关键环节，村干部“工资”以“政府部分支付”模式更适宜。     

“好日子”与“紧日子”

“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约法三章”，让笔者闻之眼前一亮。而这“约法三章”，来由是政府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自己就得过“紧日子”。“好日子”百姓无不向往，无不期盼。而今百姓，沫浴改革开放之阳光，大都过上了“好日子”。就像《今天是个好日子》那首歌唱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明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咱赶上盛世享太平。”“好日子”不是从天降。在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记账单上，分明写着政府一系列的利民富民政策，也写着政府行政开支的历年缩减。政府过“紧日子”，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改善民生，让更多百姓过上“好日子”，已成为政府多年的施政理念。     

公务员履责的现实问题及激励策略

为加强政府效能建设，提升政府执行力，湖北省政府围绕“确责、履责、问责”三个环节，在全省政府系统开展了“能力建设年”活动。“三责”的核心和根本是“履责”，所谓“履责”，是指公务员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其中，“确责”是通过明确公务员的职能职责，为“履责”提供制度依据和理论指导，使公务员“有责可履”；“问责”是指对“履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惩罚，     

政府效能建设与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一、加强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是政府效能建设的关键途径 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正在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共识，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应从提高政府效能开始。如何提高政府效能？理论界与实践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措施，但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必须贯彻政府效能建设的始终：效能建设，目标在“效”，功夫在“能”，核心在“人”。     

通过新媒体“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新媒体为民意、民权的表达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对原有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新媒体对于“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具有重要作用；运用政府网站这一新媒体形式“创造条件”，是一项主动“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有效性和常态化措施。     

人文荟萃

河南的一份专题调查显示六成政府网站都是“老黄历”据《工人日报》报道，尽管早在１９９９年底河南省就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上网，然而河南省有关部门新近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六成以上的政府网站一直没有“变脸”，信息陈旧如同“老黄历”，有的甚至成了摆设。有关人士斥责说，这种现象属于另类“豆腐渣工程”。记者登录驻马店信息港发现，驿城区政府网页上的内容将近３年没有更换。点击驿城区“局委乡办”、“工业经济”、“重大工程”、“招商引资”、“旅游指南”等网页，上面的内容多是１９９８年年底的情况，这些…     

“三位一体”的伟大变革——对邓小平政府改革理论的再认识

本通过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逐步加深对邓小平政府改革理论的认识，实现了从“允许市场发展到适应市场发展，”从“向企业放权到维护企业权利”，从“政府简政放权到重塑政府”的观念更新的过程，阐述了这样的道理：要从根本上解决历次行政改革中反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精简一膨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政府管理体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制度创新这“三位一体”的配套改革，实现政府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政府创新篇：贴心为民 创新无限

近年来。人们悄然发现，“文件打架”、“粗暴执法”、“公文旅游”等致府“牛皮癣”逐步减少了，这些，都缘于“8大政府管理创新制度”的摧出。一个贴心为民的法治政府形象，在人们心中挺立起来。     

坐等“急诊”不如主动“出诊”

当前，一些地方的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导致一些过激行为的发生，扰乱了社会秩序，也损害了政府形象。针对群众的“病情”，一些地方政府只是在家坐等“急诊”，这样虽然也能“开方治病”，但却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对于群众可能出现的问题，主动“出诊”打“预防针”才是上策。     

走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困境

当前，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对“服务”含义的理解不一致、政府服务“贪广求全”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不合理，从而使服务型政府建设陷入一种困境。为了走出困境，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找准定位“服务”内涵的角度，准确理解“服务”的含义；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服务的限度；创新政府体制，实现合理分权。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重要论述：角色勘定、协调原则与理论意义

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对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极为关键。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社会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要建立强政府、强市场与强社会的“三强鼎立”的治理格局。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要秉持有为与有效、公平与效率、秩序与活力、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超越了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型政府理论，并为发展中国家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新方案，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地方人大对责任政府问责的探讨

最近，重庆市出台了《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政府问责制”，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责任政府的法制保障。对于这样一个地方规章，它解决了责任政府内部“无问责之法”的尴尬，从同体监督角度第一次对政府官员问责作出了制度上的规定，体现了重庆市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心。但另一方面，从责任政府是指“政府能积极地对立法机关(人大)负责，对立法机关(人大)制定的法律负责，     

政府绩效管理工作的走转改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在中央会议和文件中明确和强调。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对政府绩效管理工作又做出了新的部署。为深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促进政府绩效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在全面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市探索形成了以“走、转、改”为主旋律的政府绩效管理工作“三部曲”，有力促进了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走改革创新之路，创建科学合理的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