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的政治进路——基于行政与政治关系的视角

大部制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然而在行政与政治日益融合的今天，大部制改革必将折射出政治的变迁，甚至牵动政治体制的变动。中国现阶段实行“行政吸纳政治”的行政民主发展道路，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充分吸纳反映民意，建立起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合作治理体制，也应是大部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基于民主公民权理论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体制是实现此目标的可能路径选择。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范围涵盖了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经济、文化、建设等不同领域,多层次多角度构建了一整套和谐统一,协调互促的中国特色模式的体制机制,为了更好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深入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进一步多视角实证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实障碍,从而提出更可行的实现路径,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进程。     

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一定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既有的技术限度、技术缺陷、制度供给和应用边界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这一效率悖论问题,通过对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提出应用强度的新解释视角。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基层政府自主进行的“一阶治理”和上级政府转办基层政府进行的“二阶治理”两个层次,“12345”热线是“二阶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常规应用强度下,“12345”热线主要回应“一阶治理”的溢出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补充功能;而在高强度应用下,“12345”热线大幅提升了“二阶治理”的回应性,使其吸纳了大量的群众诉求,产生了对“一阶治理”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基层治理的效率损耗,具体表现为高治理成本与事务细碎性的矛盾以及治理压力加大与治理重心上移的悖论。从技术治理应用强度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过技术治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进而强化基层政府回应性的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行政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性之间建立平衡。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分析

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继续深入必然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更新要求,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机制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从思想整合、价值引领、心理疏导、关系协调、活力激发、舆情收集及分析等方面入手,并在与其他社会治理方式如行政、法律等联动整合中,有效地避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中教条化、公式化、形式化局限,更好地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复合治理：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为视角

市场主体与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实践表明，“复合治理”能够有效转移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是当前中国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的路径创新；政府应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结合当前社会复合主体运行中的某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完善城市公共事务复合治理机制的对策与思路。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     

“软硬兼施”：新时代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及其构建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路径，其以具备“软治理”属性的德治为支撑、以“硬治理”属性的法治为保障、以“软硬兼施”属性的自治为根基。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新挑战，造成了乡村自治效果不佳、法治运行不畅和德治作用式微的困境，阻碍着“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基于此，应深化村民自治以夯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根基，强化乡村法治以增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抓好乡村德治以筑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支撑。不断推动自治、德治与法治密切配合、互为补充，最终实现“三治”有机融合。     

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特点

协商治理,是政治主体基于政治组织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以协商和对话的程序和形式达成共识或者协调分歧,以实现国家和公共治理利益目标的特定政治机制。中国的协商治理产生于协商政治与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历史、国情、政情、社情和民情,在长期的人民民主政治实践基础上创造和发展的。它既是人民民主的运行机制,也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还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实现和保障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界别、政府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协商共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语塑心与国民治理：外语习得对政治认知能力的塑造机制研究

掌握外语的人口增加是现代化发展在个体层面的重要特征,也是一国站稳国际舞台、引领世界潮流的重要前提。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外语的对外功能和教育手段,对内功用尤其是社会政治功用和治理价值却不甚明了。“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结合语言治理和语言政治学逻辑填补此方面空白,指出外语习得对国民政治能力(特别是以政治效能感为代表的政治感知能力)的提升效果以及四种作用机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该理论的效果和机制假设。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国民外语(英语)水平对其政治认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机制上,外语习得通过信息获取进路上提升内部政治效能感作用最明显,而语言竞争优势则是影响外部效能感的主导路径。与此同时,价值西化路径并未对国民政治认知造成明显改变。据此,外语习得对于国民政治能力塑造功能更偏向素质性,而非价值性。对于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的系统探讨和实证检验推进了对宏观语言政策微观治理逻辑的理解,为“语言-思维”关系这一经典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证据,同时对于像中国这样外语人口日益庞大的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我国改革语言政策和治理体系、提升国家能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证参考。     

基层政治生态优化与基层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基层政治生态是基层治理的环境基础,通过对治理主体行为模式的塑造影响着治理的最终成效。当前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村官腐败、村霸横行等问题都与当地的基层政治生态破坏有关,只有通过政治生态的改造才能更好地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实现公共目标,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处于转型期的农村政治生态的开放性更高,政治生态结构和政治生态文化的问题使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矛盾更多。这就需要从组织、制度和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基层政治生态,以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城乡基层联动治理的实践形态、运作过程与治理逻辑——以上海X区“大联动”为例

基层联动治理强调以政府为核心,在不打破现有行政组织架构、管理隶属关系和职能分工的前提下,通过搭建组织平台、机制创新、技术运用、流程优化等方式吸纳多主体参与,形成联动机制,以克服科层管理下条块联动不畅、信息孤岛、管理碎片化等缺陷。基层联动治理是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技术上的升级、功能上的拓展和管理领域的延伸,有利于实现从处置问题向发现问题延伸,从事后执法向前端管理服务转变,从分散治理到整体性治理转型。但也应看到,现阶段的基层联动治理并未完全摆脱全能主义管制思维的路径依赖,其创新大多还是仅限于政府管理流程和技术优化层面,并未涉及到对基层治理的条块结构、职责分工体系、公共资源配置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职能边界等更深层的体制机制的重构,仍需进一步加快基层治理体制法治化进程,厘清政府职能,理顺条块关系,积极构筑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治理体系。     

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研究——基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实践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在率先破解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难题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和责任。基于文献梳理及国内现有实践，行政有界、生态无界矛盾背景下的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体系框架得以构建。分析一体化示范区案例可知，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复合、开放、多元的复杂系统，它的协同体系构建主要基于由政治势能、法律权能、经济动能、社会效能组成的外部驱动机制和流域内各行政主体、利益主体、参与主体间建立的内部协调机制，这都大幅提升了系统整体性功能的发挥，最终实现从“分治”走向“共治”，从分化走向协同。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民主治理

基层民主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应当更加重视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各类新兴群体的出现,基层治理涌现出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促进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文章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基层民主治理在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民主政治视域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其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于此,应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途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化。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构建中国特色合作治理：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长期以来，国内治理模式的研究多以引介或批判西方概念或范式为主，对西方治理模式的生产机制缺少深入探究，难以破除西方治理研究的话语权垄断。事实上，西方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路径的严重分歧，异化出治理路径与研究视角间的“条块关系矩阵”，西方治理模式就此不断产出并走向碎片化。要跨越西方治理模式的碎片化陷阱，就必须揭示中国本土治理路径从分歧走向融合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发展治理路径融合趋势下的合作治理模式。未来将从“强制阐释”或“话语权”缺失焦虑转向中国特色合作治理模式建制空间的探究，从而实现国内研究从理论应用的“话事权”向理论拓新的“话语权”转变。     

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各级机关党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加强机关治理,首先要加强机关党组织建设;提升机关治理水平,首先要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必须提高机关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各级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机关党组织的第一属性是政治属性。提升机关党组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就要充分彰显政治属性,突出政治功能,着力提高机关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一要带头做到“两个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