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车牌"的法律思考

“个性车牌”是依个人意愿表现自身的思想、情趣、习惯、喜爱和癖好而选择的车牌。2002年8月12日公安部决定在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四城市试点,发放“2002”式个性车牌,但仅过十天就被暂停执行。对于“个性车牌”的一“发”一“停”引出了许多法律上的思考。本文以此为起点,分析“个性车牌”发放中存在的法律冲突,并提出完善“个性车牌”发放规则的若个立法建议。     

2011，人大新图景（上）

回望2011年那些由脉动细节编织成的人大新图景。我们为民主法治的不断前行而喝彩。     

法律语体中的情态动词“得”

真实的语言存在于一定的语言环境（即语体）中，我们有必要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中来研究语言现象。本文考察了立法语体中情态动词“得”的使用情况，比较了两岸“得”使用的差异，以期对研究两岸的立法语言有所帮助。     

两汉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两汉时期是我国民族政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贵州的民族政策是两汉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央政府处理与贵州民族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内容的研究主要有二:从政治建制、经济开发、文化影响等角度研究当时中央对贵州的经营;不同时期不同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倾向不同。     

俄乌冲突的余波：美国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及其局限

俄乌冲突对美国各界的对台政策认知形成了重大冲击,对台政策辩论日益呈现“乌克兰化”的危险趋势,这为美国政府趁势推动对台政策的“乌克兰化”提供了某种契机。为了预防和应对潜在的台海危机,美国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包括：加速迈向战略与战术双重清晰、更重视助台打造“非对称战力”与提升美台军事安全合作、持续深化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对台政策协调。美国将随着俄乌局势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其对台政策,短期内势必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国际关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俄乌冲突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     

“政策试验”解析:基本类型、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政策试验,是中国政策过程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其基本类型包括立法试验、试验区与试点。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在制度探索方面选择了一种要素整合模式,而政策试验就是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试验的领域和类型分别取决于体制的兼容能力和整合能力。在未来的改革时期,政策试验应从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基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将会对充实政策过程理论体系起到促进作用。     

迈向精细化立法——地方“小切口”立法之困境及其纾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时代背景下,“小切口”立法成为落实精细化立法理念、提升立法质量的重要方式。当下,“小切口”立法模式在各地得到普遍应用,但由于缺乏立法经验,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为有效纾解困境,在立法选题上,应注意相似事项的归类合并;在立法论证上,不仅应考虑必要性条件,还应兼顾可行性条件;在立法设计上,应根据法条数量的多少来决定采用何种体例结构,并在注重规则性条款应用的基础上从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方面着手实现规范的具体化、精确化。     

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表明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责任、权利以及治理的观念。从其意义上看 ,公民参与可使政策制定所需要的智慧、知识以及信息得到相辅相成的运用 ;公民参与能够确保政策的正当性 ;公民参与有利于发展组织的凝聚力 ;公民参与以全体组织成员的合意为前提 ,有助于政策执行。公民对政策制定的参与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 ,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赛博”(cyber)等 ,都为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些也对中国政策理论和实践研究有一定启迪。     

我国民法典批发兼零售立法思想新评

批发兼零售是指起草民法典和民事单行法同时进行,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又被称为条件成熟论。批发兼零售的立法思想,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于改革开放初期又有所发展。批发兼零售是我国民法典立法上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     

中国历代选拔官吏述略

《周官》卷一说：“惟王建国……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说明了国家建立后设置官员分别职掌政务的必要性。我国在夏、商时期已出现了帮助奴隶主国王进行管理的官员。甲骨文中出现的“尹”、“卿士”、“史”、“宰”等．均是辅助奴隶主国王处理政事,掌管祭祀,记事,率“众”守边征伐乃至管理国王家务的官员。而选拔官吏,则关系到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关系到统治政权的巩固等等。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官吏的选拔。     

论“公共利益”的限定——从立法的视角

公共利益被频繁使用，而其范围和标准、赖以确定的程序等均不明确，此种状况之存在。既不利于公共利益之保护。又使个人利益时常有受侵害之虞。     

从“用夏变夷”说看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所谓“用夏变夷”,就是用华夏儒家的“礼乐教化”去同化周围不开化的“夷狄”,这在中国古代华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当“用夏变夷”观念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日益相结合时,华夏文化的发展便受到阻碍。尤其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由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固守“用夏变夷”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最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历史事实表明,我们只有克服文化本位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错误倾向,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和谐社会视野下公安机关妥善处理医患冲突的思考

当前,医患冲突频发,各类报道屡见不鲜。公安部将妥善处理医患矛盾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在实际执法中,少数民警处置方法不得要领,致使矛盾双方对民警不满,甚至将医患矛盾转移为警民矛盾,造成不良影响。医患冲突处置不当也易引发政治事件。针对当前医患冲突的主要形式和特点以及民警在处理医患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公安机关应运用"四员"工作方法(调解员、战斗员、培训员、宣传员),不断提高处理医患冲突的能力。     

用讲话统领工作 以务实开拓创新——把握冷热结合 做好立法工作

7月16至17日，市人大常委会在东方绿洲举行了第一次全体组成人员学习班。学习班 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紧密结合人大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胡锦涛同志在研讨会上的讲话，并将讲话精神用以指导人大具体工作。会上，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的负责同志交流了参加学习班的学习心得，介绍了本委员会下半年的工作部署。现发表他们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农村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大概率价值观”及影响研究——基于中原地区6县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1176名农村居民的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存在“大概率价值观”,即在社会冲突相关重要问题的认知和看法上存在“绝大多数”对“极少数”的不均匀分布。具体表现为：社会公平公正感普遍缺失,一致认为社会冲突现状很严重．片面看到冲突可能带来的积极效应,冲突中偏好于采取激烈行为,对基层政府处理社会冲突能力的评价偏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社会冲突意识“大概率价值观”的存在增加了农村地区社会冲突治理的难度。需要采取多种措施逐步消除之。     

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冲突之解决——以欺诈和胁迫行为的效力为视角

欺诈或者胁迫行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如果被害人不行使撤销权的,在民事法律上合法有效,但在刑事法律上往往已经犯罪构成要件。这就出现了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的冲突。之所以形成这一冲突,民法与刑法在核心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差异性、民法和刑法对被害人事后追认的态度不同是其理论根源。民事合法与刑事违法冲突之解决包括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三方面的径路。     

汉文化环境下拒绝行为研究

拒绝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言语行为,拒绝行为是交际者顺应认知语境作出的选择.汉文化礼貌原则是影响语境构建的重要因素.虚假拒绝行为和礼貌的诚意拒绝行为是交际双方遵循汉文化礼貌原则框架的结果.而冒犯性诚意拒绝行为是在汉文化礼貌原则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转变成的一种处理矛盾冲突的语用策略.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瞄准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延庆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地调查，以目标群体瞄准为切入最，力图揭示农村“低保”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瞄准偏离状况，从微观层面分析瞄准偏离的原因。试图提出一套准确确定农村“低保”对象的瞄准机制，从而为改善我国农村“低保”工作的目标瞄准机制提供依据。     

论“变通规定”批准权——兼评《立法法》第7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5条涉及的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变通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难题,是当前“分工型”立法体制下“立法放权”衔接错位的产物。这一规定并不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依据。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在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改中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要涉及“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内容的,便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同时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批准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规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