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断裂:新时期农村青年思想道德状况--以福建省4农村为例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的主力军——农村青年的思想道德状况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智力支持。青年对个人与社会、人生观念、婚恋观念、金钱观念及新伦理观念等5个方面的认识,表明当前农村青年基本具备了建设新农村的思想道德素质,融合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其思想道德的“断裂带”也突显。     

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与婚姻质量——对X市和全国百村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和2010年全国百村调查数据,从性别、出生队列、人口流动与区域视角综合分析性别失衡下农村人口的婚姻策略和婚姻质量状况。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挤压对农村人口婚姻策略的影响初露端倪,明显降低了婚姻质量,城乡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婚姻的正负影响相互交织,男性婚姻挤压对婚姻影响的地区差异逐步加大。     

现代农村家庭关系变迁研究——以余丁坝村为例

社会的转型给农村传统家庭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以余丁坝村为个案，将农村现代家庭关系的变迁纳入社会变迁的视野来考察。通过分析认为，农村传统家庭关系中，父权夫权制逐步瓦解，家庭关系从主从型逐步过渡为平权型。     

农村凋敝与家庭秩序变迁——以中部某村为例

中国农村发展到如今,产生了空心化、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社会问题,这与家庭秩序的变迁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家庭秩序变迁一方面使传统的道德主体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伦理,另一方面使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度走向衰弱,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农村基本社会秩序动摇。     

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欠发达地区男青年婚姻困难问题分析——以分水岭村为例

本文对分水岭村男青年婚姻困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欠发达地区男青年婚姻困难问题主要在于交换资源的匮乏、交换主体的改变及竞争、交换成本的增加.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组织建设研究——以江都区为例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农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面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江都区农村党组织还面临着弱化虚化边缘化、党建工作开展不实、党员干部队伍结构不佳等困境,制约其整体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因此,亟待开通带、优、才、互四路直通车,促进农业、农民、农村全面发展、全面提升。     

角色冲突视角下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研究 ——以潮汕J村为例

软弱涣散的农村党组织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位于潮汕地区的J村存在长达二十年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情况。从角色冲突理论的视角来看,该村历任村支书和党支部成员大多数承担着党员干部和张姓宗族成员的双重角色,角色冲突的压力和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使得他们往往选择维护宗族利益而对政策的执行进行变通甚至阻挠。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加强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信念教育和完善民主制度建设,也需根据地方特点发挥潮汕地区宗族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选择与流动:大学生村官的职业现实——以云南省为例

根据“经济人”理论假设,正因为投身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的多重职业目标预期,在农村难以实现,一旦出现付出大于收益,就会发生“用脚投票”.笔者经过对云南部分地区的大学生村官实施调查验证,该结论在大学生村官的职业选择上是一个真实的结论.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以湖北省孝感市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孝感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以及制约因素，认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要真正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必须充分挖掘农村内部就业空间，加强技能和素质培训，加快发展小城镇，提高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吸纳能力，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平等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应充分发挥政府服务和管理职能，营造良好环境，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探析——以宁波市北仑区东山门村(A村)为例

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其中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着重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相应对策,期望能够促进农村公共品的合理配置。     

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以湖北沟村为表述对象

本文以湖北沟村为田野,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野下描述了农民工从外出务工至最终返乡的长期过程,并对不同出生组农民工的返乡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下,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不断反思自身角色并重新进行定位。但是由于社会化过程的差异,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实现角色转换,而80后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的调整却要经历较大的波折。     

两湖平原的乡村混混群体:结构与分层——以湖北G镇为例

乡村"混混"是乡村生活中影响很大的群体。目前活跃的主要是第二代和第三代混混,他们有着独特的群体特征和个性特征,并在混世过程中形成了关系组织结构,组成了独特的乡村江湖联盟格局。乡村混混有特别的混世之道和规避风险的策略,乡村江湖中存在着有规律的社会流动。乡村混混因其在乡村江湖中所处的分层位置不同而享有不同的非法利益。     

游走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杜镇“大学生村官”的个案

文章以杜镇"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对此,本文根据个案调查材料提出三个悖论,且通过对三个悖论的解释和分析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扮演着"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村务工作中"秘书人员"以及"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等角色。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回归——以大学生村官为例

从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路径出发,本文以大学生村官为具体案例,通过对河南省鹤壁市农村100名大学生村官、100名村民和20名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提出精英下乡概念,在重新检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路径选择的基础上,认为精英下乡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路径的现实实践,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既有路径的转变。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再部落化现象:乡村治理的新挑战——基于湖南H村的研究

农村政治生活正面临着再部落化的新挑战。湖南H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再部落化有如下特点:首先,村民在宗族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或更大的政治实体寻求安全、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其次,部落时期的直接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交往成为村民互动的主要形式;最后,基于亲属选择的合作逻辑,宗族自然村取代行政村成为实际上的有效治理单元。这种现象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族自然村在村委会选举和政治运行上高度对立,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是这种分裂和对立也导致了乡村信任半径的收缩。这既不利于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也不利于推进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更不利于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结果。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执行偏差——对小岗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完善我国农村工作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有哪些偏差,其原因何在?街道层官僚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为研究对象,以街道层官僚理论为视角,通过对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及偏差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街道层官僚在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导致公共利益权威分配过程中产生偏差;分析了形成该问题的三个具体原因,对提高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的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研究——基于湖北省大冶市丰村的个案分析(1980-2000)

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和人们的死亡观念是理解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的关键因素。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及两者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双重失衡状态,使得处于劣势地位的已婚青年女性容易走上自杀之路。人们相信死后还有一个存在的世界,并认为在死后的这个世界中,能够看到对造成她们自杀死亡者的惩罚,因而,自杀成为已婚青年女性寻求救助的一种手段。在这两大因素背后,更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推动了自杀的产生。社会实践现场中自杀后的一系列表达是构成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对自杀死亡后进行想象的现实基础。现实生活中这种社会实践的上演与习练,会通过女性意念的投射与模化映置到未来的自杀实践中。     

试论新时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关内容为分析视角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论中所体现出的基本原则及其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规则,对新时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基于此,对需要构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配套法律制度的内容和需要完善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了设计.     

社会保障资源安排中的逻辑与政治——以华北一个村庄为例

采用"质的研究"方式,对社会转型期华北一个村庄内各种保障或救济性质的资源安排进行了微观分析。相对于宏观政策层面的简单与明晰,正式的社会保障资源在农村社区的分配与利用过程中的功能、内容和形式都更为丰富,如作为消解其他政策和项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工具,或演变为被争夺的竞争性经济资源,或将动态的保障制度异化为长期的养老保障,或作为维稳和社区治理的一种政策性工具等;这些变异一方面有悖政策初衷,使得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另一方面也可能侵蚀社会公正。因此,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而多元的现实,更具规范性、透明性和参与性,这也要求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监测与评估机制,厘清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尽可能避免进入政策资源异化与资源补偿型维稳的怪圈。与此同时,非正式的保障资源或社区内部的某些安排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的政策性资源的缺位或短缺,而如何将正式的保障政策资源与社区的、社会的力量有效结合起来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