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度建设下的递延权力问题研究

递延权力是一个新动向,它是以某一种公共权力中延伸出的领导干部身边的人的一种不具有实质性、不具有合法性的附庸权力.它在社会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但其实质都是公共权力的异化.要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权力递延.必须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问责制度建设对于防止公共权力异化、预防权力递延.实现公共权力的合法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构建科学有效的干部问责机制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不久前,有媒体做了统计: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中,被免的85名官员中已有29人起复。按照规定,因问责而免职的党政领导,复出至少相隔一年。但现实中一些官员的快速复出,不仅容易使公众产生"暗箱操作"的感觉,更令人质疑干部问责制度的有效     

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比较分析

要理清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理清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使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本文从问责的价值目标、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四个方面对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进行比较分析。     

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进与退

行政问责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在中国,问责制度已经被公众提上日程,但是并不完善,其走向如何,格外值得关注。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问责制向更好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干部容错机制的建构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干部容错机制建构具有坚实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当前干部容错机制存在的现实问题包括：干部管理制度的两大价值指引——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的关系尚未理顺,造成容错机制落实难;相关制度主体存在强大的行动惯性,主动性不够,造成容错机制启动难;机制本身程序内容科学性不强,造成容错机制运转不畅;部分容错案例结论公信力不足,削减了容错机制的权威性;制度效能显现不平衡,尚难满足事业改革发展需要。干部容错机制的优化路径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容错机制系统化;明确容错机制架构,突出“一把手”主体责任;以党内民主方式推进容错公开,增强容错透明度和公信力;容错和纠错一体推进,实现容纠并举、协同试错;坚持依规容错,提升容错机制法治化水平。     

完善问责制度是提升政府素质的必然选择

<正>问责制度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公共责任承担者行使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度具备明确的惩戒和监督功能,不断完善问责制度将有利于推动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高效率政府和诚信政府的建设,从而全面提高政府素质,推动法治型政府建设。一、完善问责制度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现代社会对政府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最核心的素质就是政府服务社会的素质,坚持     

高官问责的制度要素分析:系统解构与发展困境

对制度要素进行解构分析,是解释制度发展困境、探求制度发展规律与轨迹的有效学理路径,高官问责制度自产生以来,其制度要素体系经历了反复探讨与大量争论,并不断得以推进和完善:一方面,有关高官问责制度的主体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共识,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运行机制与通用程序;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诸多理论分歧和现实矛盾,并由此导致其特有的发展困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逻辑理路与历史经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完备性与实践创新性、科学真理性与革命阶级性、世界普遍性与民族特殊性等内在发展特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理论逻辑。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各种思潮的争论与抉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现实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剖析,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根本任务,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拉开历史帷幕。     

新时代区域化党建的逻辑动力与深化路径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要素快速流动造成的社会治理空间的多元化拓展,传统“单位制党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区域化党建作为“单位制党建”的完善与拓展模式,功能上实现了对基层框架的结构完善、对社会要素的引领整合、对党建资源的聚合分配。新时代,深化区域化党建工作要树立弹性思维,实现行政规划向社会需求转变、属地视角向整体视域转变、单向吸收向群体互动转变、传统手段向智慧平台转变。     

"灰色街角社会"的逻辑演绎和路径依赖探析——对湖南长沙某"街角青年群体"的实证考察

国内目前已经有部分对于“街角青年”的生态调查,对其所组成的“灰色街角社会”也有描述性的介绍。但为什么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街角青年”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对抗主流社会?在对湖南长沙某街角群体的调查中,文章发现由于街角帮派的结构权威、街角青年的身份忠诚和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使得“街角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内部组织结构、权威模式、地位流动途径等内生逻辑和路径依赖的亚文化灰色社会,这是“街角青年”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产生的关键所在。     

实现行政机制生态平衡的路径分析

对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问题的研究 ,其目的就在于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 ,探寻我国行政机制改革的合理目标与方向 ,实现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 ,为解决行政改革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提供现实而科学的路径选择。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的类型与程序六

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既有其共性,又有不同。美国的行政问责制主要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选民问责。法国、英国的行政问责制大致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政府内部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日本、德国大体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和公务员惩戒问责。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制总的来讲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搬用,但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对建构和完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行政问责制还是有某些启示意义和价值的。     

毛泽东逻辑观念的嬗变及其意义

毛泽东早期的逻辑观念 ,不但是指他早期对逻辑的认知 ,也包括他早期遵守逻辑的愿望和习惯。毛泽东在长期学习、研究和运用逻辑中 ,逐渐形成、改变和发展了自己的逻辑观念。他提出扬弃性的逻辑研究原则 ,倡导批判性的逻辑研究方法 ,论述根本性的逻辑理论问题。毛泽东逻辑观念的转变和发展 ,肯定了形式逻辑的学科地位 ,明确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 ,推动了逻辑的传播和普及。     

主审法官责任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设计

法官责任制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是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建立和完善法官责任制,是防范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实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应赋予主审法官独立的裁判案件的权力,由其对所审理的案件负责,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现象,能够有效去除审判权运行机制的行政化,提高法院的审判质量。     

关于司法改革趋势的理性思考

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司法改革出现了两个明显特征:一是越来越多的替代性纠纷解决办法;一是法院或法官诉讼指挥权的加强。文章以此两种世界潮流为背景对我国的司法改革作了比较性的思考。文章认为,中国在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注重加强国家法院体系的作用和张扬公民权利的同时,也要适当维持、完善乃至发展一些替代性纠纷解决办法;适当引进对抗制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忽视法官积极主动的作用。     

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与范式转换 --兼论公共选择与公益物品理论对官僚制的挑战

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奠,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最为深刻,它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模式中,对公共领域中的投票效率和投票规则、代议制的弊病和寻租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公益物品理论进而从提供和使用公益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最优模式的考察出发,否定了政府干预方式的必然性。公共选择理论和公益物品理论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而言是有益的理性批判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但两者要在严格意义上动摇并且更替官僚制范式尚需更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