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能否促进公共领域的发展？

本文从具体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分析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了网络媒介的政治功能。本文认为网络互动通过构建一个公共的网络讨论平台,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自由,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发展。而由于网络互动中存在不少缺陷,如人们之间的沟通交往缺乏理性;虚拟的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割裂;网络权力精英的存在等对公共领域的发展提出了挑战。本文试图论证和说明：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但网络时代与公共领域的发展之间并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整体性治理：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模式选择

当前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呈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已无法有效应对日益具有高度复杂性、深度不确定性、鲜明跨界性的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以整体性为取向的治理理论和治理工具,与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碎片化整合高度契合,成为当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理想的模式选择。构建我国公共危机的整体性治理模式,需要从公共危机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流程、治理方式等方面加以整合。     

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精神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建设却在不断滑坡,公共领域的不文明行为呈现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现代的人们缺乏公共精神所致.公共领域是培养公共精神的土壤,公共精神的培养对现代文明的建立、公民社会的构建、优良社会风气的形成以及公民素质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的“衰落”机制

在大众传媒时代,金钱和权力侵入媒体,原来作为公共领域机制的公共传媒消解了自身的公共性原则：大众传媒与国家势力的合作使它背离了非政府原则,从而使公共领域丧失了对权力的批判精神;大众传媒与商业的合谋则使它又背离了非商业化原则,从而使公共领域受制于市场逻辑。这样,民主、自由、自治的公共领域走向衰落。     

公共危机治理:一种不同的概念框架

自SARS和"9·11"之后,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公共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了当今持续高度关注的热点,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认识到,公共危机是要加以科学的应对的,但是迄今人们所提的都是公共危机的"管理",其管理主体是政府单方面的、单向度的、半封闭式的管理。这一管理的思维所存在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公共危机理论研究的取向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到了我国公共危机应对的组织体系建设与政策选择。必须构建一种不同的概念框架,即公共危机治理的概念框架,理论上引导公共危机问题的研究取向,实践中指导塑造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柔性的公共危机治理系统,包括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架构,这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日臻复杂的公共危机应对的前瞻性需求。     

公共领域研究综述

“公共领域”是近年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短时间之内就有大量成果问世。就政治哲学角度而言 ,该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 ,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解 ,主要涵括该概念本身及公共性、公 私域划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 ;二 ,公共领域的历史演变 ,主要以西方社会为蓝本 ,探讨了公共领域演变的几个阶段 ;三 ,我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历史与现状 ,主要涉及我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我国公共领域的当前境况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公共领域问题研究概述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公共领域的健康发育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本文主要揭示我国公共领域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     

公共危机与网络传播——以“躲猫猫”事件为例

中国社会在互联网时代的公共危机具备独特特征。“躲猫猫”事件凸显了公共危机管理领域的若干问题，通过对“躲猫猫”事件的深入分析，可以获得重要的教训和启示。为妥善应对公共危机，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建设。     

试论危机转化为公共危机的关键及其预防对策——从公共决策的视角

危机是一种事实状态,是指某种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的状态。公共危机则是指危机转而传导至公众本身,由公众、决策者、社会等机体互相作用而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最终可能引发将社会控制与治理置于危险之中或导致崩溃的状态。危机并不天然地就是公共危机,危机是否转化为公共危机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本身,一旦政府的公共决策有重大失误,公共决策失去公信力或形成政府公共决策公信力危机,已经出现的危机就可能转化为公共危机。而要避免危机转化为公共危机,关键在于提高政府在危机状态时公共决策的公信力,其所依赖的是决策者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决策能力的提高。要提高政府在危机状态下公共决策的公信力,需要全面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包括领导能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平衡能力和政策能力。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研究路径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绘为与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和市民社会依次对应的“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在一定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公共领域与政治系统处于静止的（相对的）平衡状态;但是,当宪法和法律出现危机时,公共领域中的权成性结构便被激发、震荡起来,于是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的平衡被打破,它在同政治系统的斗争中捍卫、扩张自己的权益,并且开始对平时习焉不察的宪法体系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网络舆情引导

以和谐社会理念为指导,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应该做到:开放包容,切实维护网民的合法话语权;信息公开,抢占网络舆情引导的主动权;依法治网,增强网络舆情引导的规范性;防患未然,创建不良网络舆情预警机制。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策制定

如何利用良好的公共政策应对出现的危机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分析公共危机管理和公共政策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近几年来公共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存在的问题,试图探寻公共危机下政策制定的路径。     

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危机教育探析

公共危机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复杂性很强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危机教育是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也是战胜各种危机的必备条件之一.面对高发频发的各种危机事件,亟须我们反思危机教育问题,改革传统的危机教育体制,提高全民的危机应对能力.     

网络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对政治传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作为政治传播的推进器,它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媒介,使草根一族获得了政治传播的话语权,使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模式得到极大发挥;另一方面,网络在给政治传播带来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如政治流言泛滥、政治传播者的权威受到挑战、政治传播的监管难度加大等问题。为此,要加强对网络时代政治传播的引导和监管,加强网络立法,提高广大网民的政治传播素养,使网络更好地为政治传播服务。     

互联网时代的执政党政治权威

现代互联网技术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独特技术特性,对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应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信息技术投入,加快制度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几个方面入手,积极应对挑战,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     

公共领域视阈中的公民意识及其塑造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公共领域的主体由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公众构成，而克服臣民意识，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共领域的重要途经。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治理刍议

处置公共危机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对危机信息的治理。经过近年的发展，我国危机信息管理体制初步确立。传媒在危机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以优化，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制度化水平逐步提高。公众公共危机意识在危机频仍中得到加强。但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管理体制仍未尽合理，信息共享问题仍未解决，信息系统建设滞后于政府危机管理的需要。因此需进一步完善危机信息治理模式与机制，健全危机信息保障资源配置系统，从组织制度和技术上提高公共危机信息系统整体应急反应能力，发挥专业人才和技术的作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模式”

近来,海内外学者在讨论这么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个中国发展模式？作者基本同意有一个中国的发展模式。但＂中国模式＂又应如何概括呢？它的特点是什么？与＂美国模式＂、＂东亚模式＂等有什么不同？＂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如何？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模式应有什么调整和发展？本文旨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与分析。     

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浅论

网络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空间，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放性和自主性。但同时网络使教育工作者的权威性受到挑战，网络社会的无序性给思想教育管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新形势下，高校应建立统一的多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加强创新理论教育；要因势利导，不断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