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从碎片化治理到共同体构建:新时代社区治理的路径转向

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邻里互动较少、交往匿名性较强、人口流动性较大等不确定因素使城市社区成为陌生人社会,社区治理面临主体性碎片化、能力性碎片化、系统性碎片化及技术性碎片化等治理难题。尽管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视角,但忽视情感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难以克服社区治理主体异质性所带来的社区居民情感归属度不高、社区认同度不强等现实问题。共同体理念为社区治理去碎片化提供了原则遵循与目标导向,具有重塑社区公共价值、化解社区矛盾、凝聚社区居民共识、达成集体行动等价值与优势。为了消解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构建以公共性追求为内核的理念共同体,以关系重塑为依据的主体共同体,以三治融合为依托的行为共同体,以协商议事为重点的场域共同体,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治理共同体。     

韧性治理: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因应与调适 ——基于W市J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个案研究

从现代风险社会的发展特征来看,提升社区应急管理韧性是夯实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客观要求。借鉴"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理论,搭建强调主体能力发展、网络化参与、巩固社会资本和注重数智治理的韧性治理可以发现,该模式依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全面关注脆弱性群体、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等行动策略,构筑基层应急管理运行机制,保障了城市应急治理效度。然而,要建立具有韧性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需警惕社区应急能力内卷、社会资本分散、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及技术治理悬浮等现实问题。迈向韧性治理,实现社区在多元风险情景下的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有利于改善城市或区域应对突发公共风险的准备方式。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困境与消解

社区公共空间已成为居民多样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虽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就显著,且日趋形成自己特色,但因社区空间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行政力量干预、居民公共参与不足、市场力量强势等因素使得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存在潜在的问题与挑战。在实践中,社区空间治理要从价值理念塑造、治理结构优化、信任重构与监督责任下沉方面努力,促进社区空间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博弈、协商与合作。通过提高空间治理法制化水平、增强空间治理自主性、完善空间多元治理体系、唤醒社区空间活力和突出空间治理创新性等途径,可以实现良好的社区空间治理。     

论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面向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空间与社区治理二者通过社区内主体的行为与活动发生勾连与互塑。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空间具有的多样性、封闭性、功能性规划和行政性分割等特点,制约着社区治理效果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空间视角与社区治理相结合是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为更好实现社区治理,我们应在基于社区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将社区空间利用的"生活性"与"景观性"相协调;坚持社区内公共资源空间配置"可获性"与"效率性"相平衡;在社区更新"微创性"的空间改造过程中,坚守"利民性"的价值目标;为发挥社区空间的最佳功能,在对社区空间进行"功能性"规划和利用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功能"扩容";为提高社区治理的精准性,在将治理技术嵌入社区空间过程中,勿忘人文情怀。     

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与挑战——基于地方政府实践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不断变化的形势使既有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日益增加。近年各地围绕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功能定位、职责分工和运行方式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试点创新和改革探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但由于体制抗力的深层影响,创新性改革举措在实现常规化运行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阻力。有鉴于此,需要以推进城市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完善城市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为着力点,推动改革在新时代真正落地生根。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路径、类型特质与实践反思——基于56个案例的QCA定性比较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日常生活载体和基础治理单元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和“纽带-关系-规范”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56个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的QCA定性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在“党政推力”和“制度保障”下,部分社区在特定场景下生成了以“共治平台”和“社区自组织”为特征的内生型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利益引导”和“专业支撑”为特征的孵化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以“场景紧急性”为特征的应激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增强社区治理动力内生性、结构互嵌性和制度有效性,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治理场景采取差异化策略,在纽带凝聚、关系联结和规范保障中逐步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多元协同与基层下沉:中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基层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文化治理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从总体上看,城市文化治理逐渐从政府一元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转型,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实践机制随之也发生变化。政党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和市民自治组成多元协同治理网络,推动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大型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成为过去式,城市基层小尺度空间成为城市文化治理的重要领域。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促使城市基层的街区和社区成为满足普通市民需求的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的重要实践。     

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基于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角色定位的考量

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需要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准确定位好各自的角色。社区党组织应扮演好政治指导者、利益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社区管理统筹者的角色,基层政府应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导者、社区自治的管理者和支持者,社区居委会需将角色界定为社区事务的处理者、社区自治活动的组织者、社区自治和社区与社会组织交往平台的搭建者、行政工作的协管者和民意表达的传递者。在城市社区社会管理的这三大主体角色恰当定位的前提下,结构性的体制调整也就能够初步完成。     

责任联结:社区治理共同体运转的机制塑造与实践进路——基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案例比较

社区作为基础性治理单元,其责任联结机制是推动治理共同体运转的关键。研究发现,榫卯型和圈层型的差异化特征分别对应了契约性与集体性的社区治理责任联结。研究表明,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二者交融共生既能规避契约性联结中因市场机制过多介入居民日常互动所造成的共同体价值背离,又能创设易于居民接受的互动空间,促进集体性联结中共同价值与行动的塑造。构建契约性与集体性互为表里的责任联结机制,是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的可行进路。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基层政府行为:行政主导抑或合作共治——来自上海市P社区的田野调查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多元化的利益需求,社区建设亟待打破行政藩篱,扩展自治和共治空间。基于"强政府强社会"的理念,对上海市P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深入探讨基层政府行为的实践逻辑。通过剖析居委会选举、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基层自治模式三个关键事件,呈现了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三大行为,即协调行为、整合行为和资源配置行为。研究发现,共治型政府的行为逻辑体现为网络化的治理结构、以共识为治理资源、以合作互动为治理手段;同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未来趋势在于立足放权、共识、民主协商,通过自治、法治、德治培育解制型的基层效能政府和有行动力的基层社会网络,促推"强政府"和"强社会"的协同共赢。     

公共服务下社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城市社区治理转型已有的研究过于关注制度的形式构建而忽视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因此,国家在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创新时,应将公共服务作为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并通过公共服务这个载体使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基层。这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是应对城市社区公共性萎缩和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必然选择,是应对居民认同感衰落和重塑居民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现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变革,使管理理念由管制转变到协同、权力衔接体制由消解转变到共生、社区活动空间由封闭转变到开放、邻里社会资本由失范转变到互惠。     

“家家履责”:以家庭行动者网络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基于W市R社区的实践考察

“人人履责”是破解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不足的关键,实现“人人履责”有助于真正建成社区治理共同体。既有研究缺乏关于如何实现“人人履责”的专门性、系统性研究,而且往往以抽象、模糊的居民作为动员对象。仅聚焦居民个体层面的动员,社区治理将难以真正达成“人人履责”的实际效果。因此,应当跳出聚焦个体的视野窠臼,寻找实现“人人履责”的新的着力点。家庭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家庭所蕴含的家政、情感、支配三重要素,可以激发作为家庭成员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对W市R社区相关实践的考察发现,以家庭行动者网络为载体,可以将异质性的原子化居民转换成为高度同质化的行动整体,并通过征召、动员等过程不断扩大履责主体范畴、提升履责水平,从而形成具有共同目标、认同公共责任、富有行动能力的“人人履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在该过程中,家庭行动者网络的发展与“人人履责”的实现是同步运作、共同推进的,“载体—网络发展”线与“目标—认知转换”线交织融合,呈现出“网络建设—认知转换”的逻辑理路。以“家家履责”推动实现“人人履责”,为推进“人人履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可行思路,也为进一步完善契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技术嵌入、双轨学习与城市治理的机制设计——基于B市基层治理改革的案例分析

技术应用既可以改进城市治理,也会产生新的挑战和问题,而政府学习模式是影响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变量。本文构建了城市治理的“双轨学习”分析框架,区分了政府学习的两种类型：问题应对型学习与现象溯因型学习。进而,以B市基层治理改革为案例,观察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改革历程,剖析政府学习模式的变迁。“接诉即办”改革具有问题应对型学习特征,而“未诉先办”改革更注重溯因学习。城市基层治理不仅要运用技术手段提升问题识别和数据集成能力,也要善于运用溯因学习模式,持续优化机制设计,提升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性。     

城市基层治理何以有效:国家 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现实中却存在"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问题。观察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由于基础性权力的"嵌入"视角整合了社区发展轨迹和治理现代化转向,因而其成为探讨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范式。研究发现,以行政权力为表征的基础性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双向嵌入、沟通对话及二元互构,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参与、决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但是,基础性权力的"振荡"变化也可能导致行政过度干预或治理失序无效。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应坚持"让民作主"的治理理念,适时调整基础性权力的强弱运行,并注重对社会权力的培育和推动,以使两者在彼此互动中走向共生互强。     

共同体化:城市社区治理的功能性转向——走出社区治理困境的一种可能思路

在"社区"内涵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功能主义和地域主义两种认知分歧,并在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衍生出一系列治理困境,迫切需要社区作为一种生活和精神"共同体"的功能性复归。共同体化的价值内核,在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程序的民主化、治理基础的契约化、服务对象的普惠化及居民交往的互助化五大表征。而推进社区"共同体化"的实践策略在于: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建构多元联动的社区治理格局;引入现代管理制度,推动社区服务管理的专业化发展;搭建公共参与平台,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常规化联系;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提升社区居民之间的互信互助水平。     

治理理论视域下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基于吉林省城市社区的调研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出现了巨大变化。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另一方面,我国社区自治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与巨大的需求空间相比犹存不足。利益的多元化带来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民众的自我意识在不断提升,如何来解决社会不同群体的要求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巨大课题。笔者从治理理论视域出发对社区和社区自治加以研究,通过分析国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现状找寻我国社区自治发展方向,通过对吉林省6个市州、30多个社区的实地调研、走访以及发放调查问卷探寻吉林省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具体措施。     

政党建设社会:新时代推进社区自组织建设的有效路径——基于皖中J社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自组织建设是透视社会建设的重要窗口。“政党建设社会”这一路径主要体现为社区党组织通过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在社区自组织建设的不同阶段进行相应的要素培育,确保其能够遵循自组织逻辑而成长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构建活力社会的重要基础。这种政治优势具体可归纳为社区党员的社会化身份优势、社区党组织的资源枢纽角色优势及注重“过程—结果”的价值理性优势。正是基于这一政治优势,社区党组织在推进社区自组织建设的实践中,有效超越了政府科层体制下的技术治理局限,并突破了社区自组织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从而确保社区自组织建设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