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性别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子女性别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有子女以及多子女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对于没有女儿的老年女性,只有女儿以及有儿有女的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更高;只有女儿的老年女性与有儿有女的老年女性在主观幸福感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只有儿子的老年男性与只有女儿的老年男性在主观幸福感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表明,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对老龄化时代的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个人目标追求与婚姻满意度研究

基于目标内容理论,运用2017年全国"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分析个人目标追求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个人不同的目标追求显著影响婚姻满意度。看重人际联结和利他公益目标追求的个体,其婚姻满意度更高;而看重物质财富和经济成功的个体,其婚姻满意度则更低。不同目标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与程度存在性别差异。看重自我发展、注重外在形象的目标追求,显著负向影响女性的婚姻满意度,但对男性无明显影响。与男性相比,财富追求对女性婚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强,利他公益对女性婚姻满意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强。从目标追求角度探讨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对个人目标的引导、健康的婚姻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启发意义,也能为改善婚姻环境、提高婚姻质量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城市“二孩”家庭的养育:资源稀释与教养方式

基于"上海小学生父母家庭养育问卷"的调查数据,本研究探讨养育"二孩"是否稀释了家庭资源,"二孩"家庭的养育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二孩"家庭养育中,经济资源存在一定的稀释效应,但教育资源的分配并不因养育2个子女而减少;相对"一孩"父母而言,"二孩"父母对亲子关系的满意度更高,对孩子个性的评价更为积极;在不同类型的"二孩"家庭中,育有2个男孩的父母养育体验更为消极,而育有2个女孩的父母养育体验更为积极;父母文化程度、养育角色、子女排行和负性生活事件等因素都影响"二孩"养育。     

影响80后婚姻质量的因素及对策

随着80后这一代逐渐步入试婚年龄,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婚姻现象,来自婚姻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80后群体的离婚率非常高。国内学者对其婚姻问题也做了详尽的探讨,试从婚姻质量的理论出发,结合80后人群的性格特点,分析影响其婚姻质量的具体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如下:树立正确的婚姻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承担应有的责任;重视感情的经营。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成就动机的相关研究——以南阳师范学院为例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其中研究的影响因素大部分是外部因素,关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部因素还比较少,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为了研究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成就动机的关系,采用心理测量的方法,使用生活满意度量表、情感平衡量表和叶仁敏成就动机量表对南阳师范学院在校大学生226名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成就动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     

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基于对福建X镇数据的分析

利用在福建农村地区收集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过程。结果显示: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对子女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正向影响显著;相较于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效应更为显著,前两者更多受亲子关系、子女的择偶态度和职业的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婚仪民间信仰的代际传递不存在显著影响;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存在性别差异,父母信仰知识对女儿信仰信念影响的显著性高于儿子,父亲信仰知识对子女信仰知识影响的显著性高于母亲。     

深圳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关系探析

通过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研究表明:深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外地农村户籍人群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本地城乡和外地城市户口人群,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主观幸福感也受到文化程度的影响,初中文化程度人群主观幸福感程度最低。深圳居民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与社会支持各维度总体上呈正相关,尤其是来自于家人、朋友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最为密切。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发展轨迹研究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我国心理学家以及著名学者开始对青少年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展开研究。虽时间上很短,但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收获也不少。主要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为基础,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变化采取追踪研究的方法,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进行分类。通过比较,来描述其人格,以及婚姻等因素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作为研究主题。根据2009年CHIP数据,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本研究分别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选取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与老家人均收入的比较、与所在城市平均个人收入的比较、工作收入、居住、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共20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这些自变量对因变量(即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在此基础上识别并分析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的主观与客观因素。     

三角结构视域下的青年农民工婚姻维持研究——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基于现代婚姻的二重性,选取"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理论考察了青年农民工的婚姻维持以及破坏的影响因素。并对这一群体婚姻的"现代性"特点进行了原因分析,认为流动性是导致青年农民工婚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青年农民工婚姻的这种二重性体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压抑境况。     

1989-2030年中国人口婚姻挤压研究

婚姻挤压是由婚姻市场中可供选择的男女两性人口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而形成的,反映了一个队列人口潜在的择偶压力。本文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队列要素法和婚配性别比法,测算我国初婚市场的婚姻挤压度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9—2010年我国婚姻挤压突升突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轻度男性与女性婚姻挤压;2011-2030年,我国婚姻挤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年增大,到2030年MR值高达119.86,为中度男性婚姻挤压,这期间会导致少数男性处于终身不婚的状态。现实中夫妇婚龄差、通婚圈的逐渐扩大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婚姻市场的潜在择偶压力。     

居住环境与农村失地老人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成都市四个安置房小区的问卷调查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将有更多的农民居住在现代化的公寓里,过上城镇生活。本文重点探讨关于实现城镇化后的农村失地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这一问题,并以成都市四个安置房小区中的老年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居住地客观环境与居住地人际交往环境这两个层面因素对农村失地老人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对数据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发现,这两个层面的因素与农村失地老人的幸福感指数有显著的因果关系。同时,从问卷的反馈数据中可以看出,农村失地老人的幸福感普遍偏低。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该提高对农村失地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并结合居住环境的两个层面因素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农村失地老人的幸福感。     

医学院大学生人格特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EPQ-RSC)和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对268名医学院学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医学院大学生整体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二者关系研究表明外倾性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神经质、精神质均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外向稳定型和内向型人格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内向不稳定型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最低。由此可以知外向性与神经质等人格特征是影响医学院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当前生育政策微调的不可行性研究

本文认为,在不少省份"双独"或"单独"子女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规定是否贯彻执行,应当慎重对待。执行微调确实存在一定的挑战性和风险性。只有取代微调的养老手段及配套措施的实施,才有望达到一孩并不比二孩差的赡养效果。     

婚姻观念与婚姻行为的社会学解析

家庭是人们以婚姻、血缘、收养或感情等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以比较持久的共同生活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共有、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初级社会生活群体。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婚姻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中,离婚率和不婚率逐年上升,婚姻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学具有独特的认识社会现象视角,依照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理解婚姻质量观念和婚姻行为,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这一问题。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人的一种重要的态度,它反映了人对个人生活总体的评价和满意程度。主观幸福感也是反映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参数,它标志着个体心理生活的质量。和人的其他态度一样,主观幸福感对人的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大学生是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他们正处于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了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心理保健提供依据,我们进行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的调查研究。     

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相关数据，分析同胞数量和结构对现阶段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投入在不同个体以及家庭存在明显不同。同胞数量对各项家庭教育投入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且在不同个体及不同家庭存在明显差异。在二孩家庭中，同胞结构对各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显著影响，与有长姐的儿童相比，有年龄接近哥哥的儿童得到的金钱投入明显更少；但有年龄接近弟弟的儿童，得到的时间投入明显更多，“长姐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对多子女家庭、尤其是二孩家庭的教育投入状况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家庭内部的教育资源分配特征及教育投入的代内公平问题。     

社会公众二孩生育影响因素研究综述:2003-2015

通过对2003年—2015年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现状、差异和变化进行总结。年龄、生理健康保障是影响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影响公众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等,与生育意愿呈现"U型"关系;经济压力对生育成本较高的公众有重要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则对孩子数量和质量有双重需求;女性所处相对地位影响生育意愿,决策权更多取决于男性;主观效用显著增加社会公众二孩生育意愿;农村地区存在男孩偏好,城市存在女孩偏好,但没有显著差异;生育数量可能存在家庭代际传递。     

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使用中国9个省、2200名55岁以上老年人的微观调查数据,主要检验了收入水平、健康状况与医疗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Ordered Log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对农村老年人而言,收入的作用不明显,而收入差距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心理健康和城乡老年人幸福感呈高度的正相关,记忆力、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因素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费医疗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合作医疗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总体上,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农村,东部老年人幸福感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因此,增加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并逐步协调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有助于从整体上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公众幸福指数:为什么幸福感高于满意度?

对公众幸福指数测量结果进行数据结构分析,本文旨在探究幸福感高于满意度的原因,以及背后所折射的各种社会矛盾。从主观幸福感内涵出发,借鉴罗纳德·英格哈特范式,采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咨询调查构建测量指标体系,在全国7个省市及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公众主观幸福感(感性幸福)与现实生活质量满意度(理性幸福)存在明显反差,幸福感远高于满意度。究其原因,不仅与模型所包含的个人及家庭、社会、政府、自然环境、评价技术等因素及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密切相关,更是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公众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强烈反映。置于公共管理的视域,政府善治仅为公众幸福一个维度,政府与其不断提出更多的"幸福承诺",不如转变理念、优化职能、放松管制,激活民间活力,让公众真正掌握自身的"幸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