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中产阶层的想象与认同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使用了NVivo11软件进行编码和分析,探讨大学生对中产阶层的想象与认同问题。研究发现,大学生对中产阶层的想象中,"稳定"的偏好居于主流,他们对新中产阶层的职业更为向往,倾向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中产阶层,但仅有少数学生认为自己会属于中上层或上层。阶层流动因素中他们也更认可内部因素,包括自己的教育及未来职业可能、个人努力情况、个人志向等。家庭背景在他们看来日益成为阶层流动或固化的重要因素,部分大学生甚至因为较好的家庭背景而丧失了奋斗的雄心。     

内城更新与中产阶层化——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空间转向

为避免统计主义陷阱,阶层研究必须置于社会生产导致的社会结构转换的大背景下才富有理论和现实价值。"中产阶层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再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心区更新中出现的一种空间呈现和阶层演替过程。作为社会阶层研究实现空间转向的切入视角,中产阶层化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文化驱动、资金驱动和公共政策驱动。阶层转换主要表现为艺术家等先锋群体、金融服务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跨国新中产阶级人群侵入和替换工人阶级和低技术家庭居住地区的过程。在研究取向上则完成了从单一的"租差论""资本论""消费论""投资论"向全面整合的中产阶层化解释体系的转换。     

当代“英国状况”的生动摹写和“治疗”的尝试——论戴维·洛奇小说《美好的工作》中的乌托邦倾向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戴维.洛奇的小说《美好的工作》被誉为当代"英国状况"小说新篇章。小说描写了当代英国社会的种种病态并认为同一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和分裂,是社会发展的严重威胁。小说延续了福斯特"只有联结"的社会"治疗"方案。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学疗法,具有从英国人文主义文化传统中继承而来的丰厚历史意蕴。     

后奥运时代中产阶层健身特点研究

对北京城区中产阶层进行问卷调查,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后奥运时代北京中产阶层健身、休闲的特点。中产阶层本身具有一种榜样和带动作用,研究现在的中产阶层就是研究未来数年内整个社会群体的主流方向,这对于北京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体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以“小康阶层”取代“中产阶级”为尝试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和地区里,"中产阶级"是消费社会的主体、民主政治的支持者、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的拥护者,"中产"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中国"小康"社会发展的结果"异曲而同工"。今天需要放下"中产阶级"的概念,来考察职业分野下中国社会消除社会不平等、实现全面小康之路。中国依据职业和生活状态,可以分为富有阶层一精英阶层一知识服务阶层—直接生产者阶层—贫困阶层五个板块。在"权力"和"资本"两个维度中处于中间水平的中小企业主和知识服务阶层,是我国"小康阶层"的主要部分(或称"核心中产阶层")。中国能不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关键在于核心中产阶层能否和数量更为广大的直接生产者群体联合,有效地实现其与资本和强权的对话,保证社会公平,从而建设一个有"中产"、没有"阶级"的全面"小康社会"。     

从文本中心主义到历史语境主义:语境、概念与修辞

历史语境主义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范式。它站在文本中心主义(历史观念史学派与政治哲学史学派)的对立面,认为人类并不存在所谓"永恒不变的思想主题",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只不过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回应";并以此为逻辑起点,主张为了理解不同思想家的思想,必须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而要在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就必须选择分析"概念"而不是分析"观念"的方法。     

中国新中产阶层面临精英联盟权力排斥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在《人民论坛》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在遭遇"精英陷阱":这一群体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     

中国中产阶层究竟如何界定

正中产阶层问题的发展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个人而言,成为中产阶层意味着生活有保障和一定程度发展、享受的自由;从社会发展来讲,中产阶层的扩大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推动文化进步等。但如何界定中国中产阶层却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问题,学界对此也暂无定     

对香港中产阶层文化认同的分析

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香港中产阶层由于其独特的阶层特点,决定了其文化认同具有鲜明的特点。概括地说,香港中产阶层的文化认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贵和、诚信,同时也秉承西方文化中崇尚民主自由和法治精神等核心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社会与文化变迁对民族宗教文化认同的影响——纳西人对东巴教的认同及其变迁研究

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变革、社会变迁以及外来文化的输入等所引发的文化变迁,对纳西人对本族宗教东巴教的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纳西人社会的各个阶层对东巴教认同意识的变迁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和主流文化的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当代文化旅游、东巴文化的国际声誉等外在因素,对国家主流话语中关于东巴文化的评价产生着影响,也对纳西人不同阶层的东巴文化认同产生着具有时代特征的各种影响.不宜简单地看待当代东巴文化的"复兴",纳西人对东巴文化的认同有"表层认同"、"文化艺术欣赏层面的认同"和"基于信仰的文化根性认同"等多样化的内涵层次和外在表现.     

进城新中产婚恋困局的形成与运作

进城新中产的事业发展、在城市安家和人生大事等层面的综合效应集中在其婚恋过程中爆发，工作及工作的性质、房产、日常生活品质、感情契合程度、彼此的家庭支持和事业支撑，这些都成为其婚恋困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分析经济成本与阶层预期、婚恋想象与婚恋焦虑对进城新中产婚恋困局形成的作用，建构了阶层、情感与风险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进城新中产婚恋困局形成的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因素交互发生作用：城市化成本与婚恋成本叠加，现代教育与爱情主位叠加，现代传媒与消费主义叠加，从而型构了新中产特殊的经济困顿效应、独立浪漫的情感预期与风险规避的行动策略，这些是其婚恋困局的基本结构与运作特质。显然，进城新中产的婚恋模式并非西方婚恋变迁模式的线性贴合，也不是城市与乡村婚恋情势的简单结合，在其严峻的婚恋困局中也有希望与未来，婚恋的机动应变与城乡元素的互动成就为一条特殊的婚恋叙事路径，即新中产独特的完美伴侣叙事、情感寄托叙事和幸福生活叙事。     

"市民社会"与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

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和形成,导致了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文化转型,并影响着现代文化格局的形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模式,分析社会新阶层形成的文化影响机制,研讨社会新阶层的特点及对21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影响.     

《青年世界的社会学洞见》

正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33万字封面题记表明了本书定名的重要缘由:"当今青年世界纷呈多彩又日新月异,社会学乃至任何学科的一切探察与解读,只是且仅能提供一种洞见而已……"。本书从社会学理论视野探讨了何为青年以及青年与社会的互动机制;用青年社会学学科内容回答了社会学的元理论问题:社会何以可能?写作路线深植于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现代性的发生导致了青年的出现;处于后现代语境时又遭遇了青年概念的危机。     

破解与剥离——不法共犯说下间接正犯的反思与出路

间接正犯作为责任共犯说的产物,随着不法共犯说成为主流难以自洽。间接正犯中利用有责性阶层阙如者实施犯罪的情形可以通过共犯理论得以周延,在此语境下废除间接正犯的概念并无不妥;而利用不法性阶层阙如者实施犯罪的情形即使在不法共犯说的框架下共犯也难以成立,在此语境下间接正犯的概念予以保留。不法共犯说之下,间接正犯只应包括利用他人不具不法性的行为实施犯罪的情形,如此一来,共犯与间接正犯的界限泾渭分明,间接正犯着手等问题也迎刃而解。     

中产阶层消费与和谐社会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把马克思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它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中产阶层消费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其与国内消费问题有机关联,因此提升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有利于解决国内消费不足问题。和谐社会语境下促进中产阶层消费的政策设计,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只有扩大整个中产阶层群体,增加消费主体,中产阶层的整体消费才能显著增长;其次,从个人角度而言,可以通过政策设计增加中产阶层个人的消费支出,优化他们的消费结构,提升他们的消费水平。     

中产阶层应成为中流砥柱

中产阶层居于社会发展的中间水平,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产阶层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步和发展,中产阶层要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即对"地球社会"、"国家社会"和"生活社会"的共同责任。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之后现代性发微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舞台上经历了两度浮沉,社会学批评的前后两次式微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本文通过分析后现代语境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在创作主体、批评主体、真理、理性、“宏大的历史叙事”、文学经典、唯物史观、读者身份等方面的颠覆和消解,试图凸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在第二次式微过程中面临的理论挑战,文章最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的重新定位及其理论发展等相关性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化,客观上需要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得到发展。要坚持马克思阶级阶层分析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论,正确理解与把握阶层与阶级概念,明确社会分层的根本目的与标准,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成果,以阶层分析作为阶级分析的重要补充。     

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

自皮尔斯1978年提出"贫困女性化"概念以来,女性与贫困的关联研究成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全球化语境下,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具有客观性,但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呈现的形式则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全球性现象。具体而言,对贫困女性化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收入和消费维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超越以"女性户主家庭"为分析单元的局限性,将贫困问题放置于宽化的性别和其他群体领域,特别需要关注多维度的贫困和致贫的原因;针对城市化、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女性的竞争劣势性也需要从总体社会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单一的女性本位的发展干预往往会产生负面结果。本文认为,贫困女性化虽然具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女性与贫困问题在不同经济社会语境和社会关系维度上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法治”三解

文章从西方的法律理论中,对法治的政治学解释或伦理学解释,对法治的法律学解释和对法治的社会学解释三个方面,探讨了西方法治概念的含义、法治理论产生和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文章认为,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理论出发点来理解和解释法治的。正是在法治的政治学和法律学解释的不同中,才产生了对“法制”与“法治”之争,“依法制国”与“依法治国”之争。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对法治的社会学解释的意义,即法治的产生要依赖于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法学家阶层和社会结构中的多元集团。正是这种社会结构中的多元集团,使我们认识到法律的阶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