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涉黑涉恶型套路贷犯罪刑法治理的负面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套路贷"作为一种分工明确、隐蔽性强、社会危害大的犯罪现象,被纳入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范围予以严厉打击。工作开展以来,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取得了看得见、感受得到的阶段性成效。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套路贷相关犯罪的打击也存在负面溢出效应问题,其主要体现在:以套路贷取代特定犯罪构成要件;因套路贷而被定性为涉黑涉恶,不当扩张处罚范围;因"套路贷"或"涉黑涉恶"标签而被过重处罚。对此,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严格把握"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构成要件,并因案制宜地考虑可否以其他更适合的罪名进行认定,从而尽可能消除存在的问题。     

司法实务中套路贷案罪数认定探讨——基于近年百余份案例文书的实证研究

司法实务中关于办理套路贷案件系列指导意见对套路贷犯罪给出了若干原则性规定,但罪数认定标准未明确,各地方司法机关在罪数认定问题上观点不一。套路贷犯罪阶段性行为特征包括设立"债权"阶段和违法"催收"阶段。学界对于套路贷罪数认定有不少的观点争鸣和理论分歧。实践中套路贷案罪数认定要以罪数理论为基础,以不法催收手段为重心,明确各阶段行为个数,注意各具体罪名构成要件的交叉与竞合,从一罪和数罪情形分别把握。     

以案例分析法辨析“套路贷”骗局

"套路贷"骗局相较于一般诈骗来讲有其特有的隐蔽性,"套路贷"犯罪违法手段经过层层的精细乔装,盗用法律和正义之名达到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不法目的,而这种合法的外表常常让人难以反驳。纵观"套路贷"案件,打击此类案件的第一步骤也是第一难点就在于"识别"。本文通过对几起已经经过判决的"套路贷"案件进行辨析,从这些案例中找出典型情节来说明"套路贷"犯罪的特点,以及其与一般民间借贷的区分点,并以此作为"套路贷"关键证据核实与采信的依据。     

“套路贷”犯罪的侦查取证难点及对策研究

“套路贷”犯罪是衍生于高利贷行为的一系列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涉及多种严重刑事罪名。通过2017年-2021年“套路贷”案件的统计分析，此类案件主要以民事案由进入司法程序，“套路贷”刑事犯罪认定难、侦查取证难，主要存在证据真实性、案件查明和犯罪嫌疑人抓获三方面的困境。基于“套路贷”犯罪侦查取证中的难点，在对其侦查过程中要运用信息化手段关联线索，实施并案侦查固定证据，提高审讯技巧突破口供，严密组织抓捕，强化追赃工作。     

多手段并用型"套路贷"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多手段并用型"套路贷"犯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为主导、采用多种违法犯罪手段逐步实施、实现侵财目的的犯罪,其侵犯的法益应表述为"必要法益+选择法益"。其中,侵犯财产权的必要法益具有构成"套路贷"犯罪与否的定性功能;侵犯"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选择法益是在行为符合"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标准的基础上判断"套路贷"犯罪主体是否恶势力的重要因素。对于多手段并用型"套路贷"犯罪的数罪处断,应将法益标准与数罪关系结合起来考虑,即首先应根据"套路贷"犯罪侵犯的必要法益对个罪进行分类,然后再考虑个罪之间的数罪关系确定处断规则,从而作出择一重罪处断或数罪并罚的选择。     

催收高利贷行为的刑事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目前,催收高利贷行为的规制具有泛刑法化的现象。高利借贷活动受到法律的有限保护,存在私力救济的空间。对此,在予以严密刑法规制的前提下,宜对具有兜底性质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作限缩解释,将该罪中高利贷的认定采用较高的利率标准。此外,立法与司法解释对催债行为的规制原本就存在着许多重复性的规定,新增的催收非法债务罪使得各催债罪的关系更加混乱,对催债行为的定性要充分运用想象竞合的原理。高利贷不同于套路贷,催收非法债务罪之中的高利贷不包括套路贷,套路贷中的暴力催收行为构成相应的财产犯罪。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实体限制规则研究

由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未设计严格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与证据规则,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再审程序启动随意,加之未对“有利被追诉者再审”与“不利被追诉者再审”进行区分,刑事再审程序对被追诉人权利构成极大威胁。应区分实体法中的犯罪事实与程序法中的犯罪事实,以公诉事实的指向与裁判事实的效力为逻辑起点,以刑事诉讼法中之犯罪事实单一性、同一性为理论工具,对我国刑事再审“事实”与已裁决“事实”进行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的实体限制规则。     

“套路贷”犯罪模式解构与罪数问题探讨——基于两高两部“2019·04·09”《意见》

"套路贷"犯罪过程的实施往往包含多种环节,触犯多个罪名。典型"套路贷"犯罪一般具有恶意签约、制造违约、垒高债息和不法索债四个环节,根据恶意签约环节和不法索债环节的行为是否触犯同一罪名为标准,可将"套路贷"犯罪分为触犯同一罪名和不触犯同一罪名两种犯罪模式。两环节行为触犯同一罪名时,属于同种数罪且不应该并罚,两环节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时,应认定为牵连犯,择一重处。     

论“套路贷”犯罪打击对策

"套路贷"脱胎于高利贷,披着民间借贷的合法外衣,有着自己专有的流程。"套路贷"有着社会危害性大,获利快、收益高、易于复制传播、多种犯罪交织、涉黑涉恶等特点。在打击"套路贷"过程中,存在着发现难、甄别难、取证难等问题,公安机关需要拓宽犯罪线索,摸排犯罪链条,层层穿透"套路贷",全面收集犯罪证据,加强追赃挽损。     

中外刑法上的背信犯罪研究

背信犯罪原是德日刑法中的一个概念。在我国的新刑法中 ,虽然没有设立普通背信罪 ,但却有特别的背信犯罪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现行刑法对背信犯罪的规定是采用一种列举的方式。这样一种方式虽然有其弊端 ,但却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彻底贯彻。不过 ,对于大量的发生在私营组织内部的相应背信行为 ,我国刑法由于没有相应的规定而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列举的方式在刑法上增加一些具体的规定     

On the Boundary for Criminal Sanctions on Network One-Sided Accomplice Crimes and a Discussion of the “Qvod Player” Case

According to the criminal law, the Chinese legislation has taken extremely cautious standpoint towards to the one-sided accomplice crime. The alienation of the network joint crime has led the one-sided accomplice crime into continuous theoretical and legislative difficulties. A serie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islative changes as contour-measur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initiate the survival scope of one-sided accomplice crime have taken shape. Network operato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who bear statutory safety management obligations violate those obligations knowingly and have further brought about considerable risk or serious harm. Substantial penalty is necessary for irresponsible and illegal mismanagement by the web service providers. The thresholds of punishment towards to the network one-sided accomplice crime should be limited and restrained by reasonably distinguishing normal business behavior from dangerous behaviors based on full consider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riminal elements simultaneously. The prosecution of “Qvod Player” Case has vividly confirmed the actual judicial demand for punishing network one-sided accomplice.     

刍议经济犯罪主体的查证方法

犯罪主体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之一,经济犯罪的犯罪主体同其他刑事犯罪相比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实践办案中,认定主体事实是贯穿着整个侦查活动的关键,对于犯罪主体的查证尤为重要。针对经济犯罪主体具有专业性、职务关联性、狡诈隐蔽性、内外勾结性、集团协作化等特点,研究不同的侦查方法及技巧,从而提高经侦办案的效率。     

英美刑法共谋罪属性述评

共谋罪是一种抽象危险犯、继续犯和合伙型犯罪,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对共谋罪的刑事司法运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犯罪认定的宽松化,责任范围的宽泛化,外化行为要件的形式化,追诉时效的延长化,脱离共谋的困难化,传闻证据例外规则的虚置化,管辖地选择的任意化等是共谋罪独特属性在刑事司法运作上的深刻反映。共谋罪的运用,在对付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等严重犯罪,提前保护法益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具有易被滥用、侵犯人权的潜在风险,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在本质上是将同种数罪以法律拟制的方式作为一罪加重处罚的刑法现象,我们也可称之为"多次"加重犯。由于立法者将犯罪的次数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这使得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具有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以对于"多次"犯罪中的"次",应当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判断原则,从严予以认定。"多次"犯罪中单个犯罪之构成,仅要求该次行为足以构成犯罪即可,而不论该次行为属于既遂、未遂、预备抑或中止等形态。对于一次教唆或帮助行为,即便其内容涉及或导致了"多次"犯罪,对教唆者和帮助者也不能与正犯一起被评价为"多次"犯罪。     

融资犯罪刑法规制路径优化探索

以融资犯罪的整体规范视角分析当前合法、非法或者构成犯罪的民间融资行为,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刑法规制各类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的规范功能与结构,动态地考察与反思当前融资监管行政法律规范与融资市场机制刑法规范之间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解决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失衡与紊乱的关键在于:在制度执行上实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机制刑法平等保护,在规范适用上实现融资犯罪主观与客观构成要件证明压力分散与均衡。     

刑法视野下计算机网络犯罪相关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现阶段刑法制度方面尚未完善,许多不法分子就会钻取法律的空子,并以非法获利为主要目的,产生了很多危害性极强的网络犯罪行为。为防止和打击此类犯罪行为,需要结合当前的刑法规制形式,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对计算机网络犯罪行为加以处理与控制。认真研究计算机网络犯罪的发展特点以及刑法规制策略等相关内容,是有效防范和应对计算机网络犯罪行为的重要步骤和有力举措。     

犯罪既遂问题研究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一种基本形态,学界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存在着争论.在司法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上,则应当从犯罪事实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作为确立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     

我国刑法中牵连关系的形态及其实质分析

牵连犯作为一种罪数形态,在刑法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刑法理论中对牵连犯的判断是以牵连关系为标准,牵连关系在理论上不仅存在两种基本形式,而且也存在多种观点分歧。事实上,牵连关系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联系密切。当数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属于同一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牵连时,应认定为一罪,应按从一从重的处断原则处罚;反之,如果数行为属于数个不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牵连,则构成数罪,应实行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