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对陕西省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背景,选取陕西10个地级市2000-2019年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模型,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陕西省技术创新强度进行测算,构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运用OLS模型和SDM模型检验陕西省技术创新强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的总体影响效果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针对省内不同地域的异质性结果进行研究。技术创新强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程度大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程度,技术创新强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进程产生的本地效应均小于空间效应。各区域创新强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各地区地区的政府和社会资本投入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样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对泉州建设海西制造业基地的思考

目前,泉州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其建设海西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总体趋势较好。但是存在着制造业产业结构偏轻、产业层次偏低、融资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企业分工机制尚未形成和产业集群关联效应弱等诸多问题。需要从加强闽台两岸产业对接及区域合作、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构建海西先进制造业金融支持体系、促进制造业的有序整合与空间集聚等几方面入手加快推进。     

人口老龄化、高等教育扩张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在高等教育扩招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抑制了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高等教育扩张有助于削弱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现阶段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消极影响，应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以人口质量替代人口数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足够的高质量劳动力。     

超大城市品牌传播与塑造研究——以成都为例

文化产业发展对城市品牌传播与塑造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化产业能级提升，将加快推进城市品牌发展。作为超大城市，成都产业能级提升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环境日益改善，与城市品牌相关文化产业的规模影响力、集群竞争力和行业控制力得到显著提升，城市品牌的塑造与传播日益深入。但从全球和全国文化产业集聚区发展来看，成都的产业优势不够明显，在区域内发展不充分。成都应优先选择符合文化战略重点突破方向、接近国际国内先进水平、能够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细分领域，打造美食、文创、文旅、会展、体育、音乐等产业集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显著规模集聚效应，进一步提升成都城市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全球吸引力。     

以产业集聚推进河南城镇化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河南在推进产业集聚区方面,探索走出了一条产城融合,均衡发展的道路,但也存在着城镇化水平低,中小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和地区以产业集聚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省的相关发展提供积极借鉴。河南可以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强化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特色商业区和城市新区等各类载体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集约节约发展,创新体制机制五个方面实现产业集聚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均衡发展。     

消费升级和产业演进协调发展分析

本文从消费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产品差异系数和产品潜力系数来分析消费层次变动和消费升级对产业演进的影响。消费是产业演进的主导力量，产业在演进空间中遵循“新兴空间-成长空间-成熟空间”的演进路径。不同产业会由于消费层次的升级而处于不同的产业演进空间，处于不同演进空间中的产业会表现出各自独有的特征。     

绿色消费的测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

缺乏科学客观的绿色消费评价指标体系，严重制约了宏观层面绿色消费的量化研究。基于宏观视角，借助两阶段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等方法开展了绿色消费的测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通过构建包含生产、生活、生态三个子系统的绿色消费指数指标体系并测度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绿色消费指数不断上升，三个子系统指数的变化呈现出明显差异。指数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技术不足和生态环境欠佳制约了中国绿色消费发展。从经济、技术和生态三方面检验影响我国绿色消费的主要因素发现：总效应方面，投资和城市化对绿色消费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由于研发投入成本高，前期创新投入对我国绿色消费发展有负向影响；经济分效应方面，投资和产业结构对绿色消费经济效应有正向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和生态修复具有负向作用；技术和生态分效应方面，消费、投资、生态修复对绿色消费技术效应和生态效应有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对于技术效应和生态效应具有负向影响。     

海洋经济:“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挖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海洋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发展海洋经济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本文从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作用、海洋产业升级的影响以及海洋开发的区域联动效应三个方面分析海洋经济增长绩效,从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提高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 ,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布局呈现出空间集聚化的新特征。集聚效应已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变量。集聚效应也是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不同地区间非均衡分布的重要原因 ,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布局集聚化的趋势为我国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转变引进外资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在西部地区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区域、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城市化集聚效应并强化由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引致的示范效应是西部地区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有效途径     

城市中心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综述

从城市中心区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区位来看城市中心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对于带动城市产业结构乃至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都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城市群突破：对贵州优化城市（镇）空间布局的思考

城市群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经济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文章从城市群概念及其建构条件人手,阐述了贵州城市群发展的时代背景、基础条件和重要意义;以重点打造黔中城市群为突破口,分析和提出了贵州城镇化空间战略布局的调整思路,即“一群、三轴、五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进一步论证了以黔中城市群为重点、优化贵州城市（镇）空间布局调整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工业化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产业发展的新型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发展的集聚化和产业竞争力的高端化。从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状态来看,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工业化的逻辑。坚持工业化逻辑就是要防止过度去工业化,从新兴产业的新动能培育与传统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两条路径入手,以新型工业化、再工业化、继续工业化及工业现代化为基本逻辑,在坚持把实体经济做优做强的基础上,通过创新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核心动力,进而构建我国新时代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工业化逻辑的实现需要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渗透作用,以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动能;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积极培育未来新产业的发展;完善支持体系,创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环境。     

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升级 助推工业强省

工业结构的合理与否关系到未来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直接影响贵州“工业强省”进程。文章阐述了“十一五”时期以来贵州工业结构的演变趋势特点，深入分析了未来贵州工业结构调整升级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提出了加快贵州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对策建议。     

流动人口来京主要成因分析

流动人口来京的主要成因包括城市化因素、经济因素、区位因素、文化教育因素和交通设施因素五大方面。从城市化因素来看,北京的城市化进程是流动人口涌入北京的主要拉力,同时又影响着在京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从经济因素来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流动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北京市产业结构决定了流动人口数量和结构及其分布;从区位因素来看,首都因素对人口流入的拉力效应明显,来京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京津冀及环渤海区域,而且北京在全国特大城市中的竞争力也是其吸引人口流入的关键因素;从北京市的文化教育和城市基础设施因素来看,优质教育资源、历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全国交通枢纽地位和发达的城市基础设施是流动人口来京的重要推动因素。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趋势及政策展望

中国区域发展的典型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均衡性逐步提升,区域发展差距日益缩小,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更加完善,同时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也重塑了区域比较优势,城市群和区域性大城市成为主要经济空间载体,但当前也存在区域发展分化引起的人口集聚空间失衡、部分省份“去工业化”和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产业空间不匹配问题,还面临日益频繁的外部冲击挑战。为促进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十四五”时期中国应立足要素集聚的客观规律,统筹好区域发展和人的发展,强化城市功能分工,引导劳动力就业空间均衡化,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空间,不断完善国内生产网络和壮大国内消费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     

空间结构效益对城市群形成的作用机制--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规模效益、聚集与扩散效益、网络效益三个层面具体说明空间结构效益对城市群形成的作用机制。     

乡村休闲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思路

乡村休闲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民休闲需求不断增长、现代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底蕴,为乡村休闲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社会背景。在遵循乡村休闲文化产业发展基本规律基础上,坚持休闲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原则、市场化发展道路、本土化发展理念、品牌化发展战略的逻辑思路,不断探索乡村休闲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形式,是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构建城乡发展新格局的基本路径。     

从“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发看劳动力资本管理

我国现已非常接近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的刘易斯拐点。目前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是因为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人口结构变化,国内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兴起等原因;从劳动管理学角度分析,根本原因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资本市场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劳动力资本升值受限,用工要求苛刻,工资报酬偏低,农民工工作环境较差,忽视企业文化建设。需要社会、企业和员工共同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并发。     

解析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霸权:产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军工需要孕育产生了最早的半导体产业,并长期执世界之牛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半导体技术逐渐向全球扩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先后在该领域崭露头角,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发展格局也从"一枝独秀"转变为"百花齐放"。然而,近年来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对华为的强力打压表明,尽管半导体的产业分工已高度全球化,而且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和制造也确实相对衰落,但美国在该产业仍拥有十分强悍的霸权地位,且主要体现在其产业控制力而非产业竞争力上。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规模空前的"芯片战争",不仅对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信息与通讯产业的升级都构成了严重阻碍,彰显了美国巨大的产业权力。美国这种产业权力源于其对半导体产业在技术链、金融链和消费链三个方面所拥有的强大控制能力,这种产业控制力并没有因为其产业竞争力的衰退而有所减弱。它们具体分别体现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对核心技术和高端研发的控制,对主要半导体企业在融资渠道和股权结构方面的控制,以及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产品买家而形成的市场控制。技术控制、金融控制和市场控制,共同构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三个基石,确保美国在产业竞争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仍具有强大的产业权力。这种建立在技术—资本—市场基础上的三维分析框架,也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逆势崛起与战略突围提供了一些对症下药的思路。     

城市群治理绩效何以差异化--基于三大城市群比较

城市群治理是有效化解城市群发展病症的必由之路。但是,从三大城市群治理演化实践来看,在基本趋同的府际合作中产生了差异化明显的治理效应。这是因为城市群有效治理不仅要求不断完善纵横结合的府际合作,而且要求实现府际合作与市场机制的二元配比驱动。要使城市群治理有效运作,必须超越府际合作从而使完善城市群府际合作和激发市场机制活力双管齐下。在此基础上,三大城市群应该分类治理,调适城市群治理中的府际合作与市场机制的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