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河道非法采砂刑事处罚的难题及解决

河砂属于矿产资源,对严重的非法采砂行为予以刑事打击具有充分的法律及行政法规依据。定罪时必须严格依照犯罪构成要件,量刑时需分清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行政执法机关在收集证据时要格外慎重,实体和程序都要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目前长江河砂主管部门不能出具鉴定意见,但可以对专门性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检验报告。     

长江河道非法采砂刑事处罚的难题及解决简

河砂属于矿产资源，对严重的非法采砂行为予以刑事打击具有充分的法律及行政法规依据。定罪时必须严格依照犯罪构成要件，量刑时需分清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行政执法机关在收集证据时要格外慎重，实体和程序都要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目前长江河砂主管部门不能出具鉴定意见。但可以对专门性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检验报告。     

判断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标准及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标准是由法律所规定,它体现立法者对刑事证据的干预。合法性的标准要求刑事证据的法律规范具有理性化。对于证明能力,法律上有两种限制方法。刑事司法人员在判断刑事证据合法性时要注意,内容和形式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以排除;收集与提供主体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排除;收集或提供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的刑事证据应予以排除。建立与完善我国非法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应是立法机关当务之急。     

司法实践中如何掌握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限度

文章从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意义出发,分析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优势价值,进而提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如何掌握和合理运用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文章提出两个在当今司法实践中较为热点的问题:一是出现"一对一"的证据状况,如何综合运用相互印证审查和认定证据。二是如何正确认识指纹在证据相互印证过程中的作用。     

论贪贿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责任——以《联合国反腐公约》确立的推定规则为视角

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一直是困挠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在贪污、贿赂犯罪的办理过程中尤其如此。《联合国反腐公约》明文规定了腐败犯罪的主观要件可以采用推定的方式认定,这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蓝本和契机。     

以刑事诉讼证明实践为视角看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之完善

犯罪构成体系是为刑事诉讼证明实践服务的,因此对于该体系的完善,应从刑事诉讼证明实践的视角出发。从证明对象上看,犯罪客体是多余要件,而违法性要件是遗漏要件;从证明责任分配上看,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缺乏层次性,不具有推定功能,导致刑事证明实践的混乱。因此,在完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时,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之中,构建犯罪构成体系的层次性结构,使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具有推定功能。     

徇私舞弊型犯罪共性问题研究

徇私舞弊型犯罪的“徇私”是动机性的主观要件 ,而非客观要件 ,其认定应采用司法推定的方法 ;作为徇私舞弊型犯罪前提的前提罪或原案必须事实上确属有罪或应移交的刑事案件 ,其认定以有证据证明为准 ,不以法院的有罪判决为准 ;徇私舞弊型犯罪中所涉及的受贿罪问题 ,应实行数罪并罚 ;刑事立法上应取消把“徇私”作为本类犯罪的主观要件、把“舞弊”作为客观行为要件的规定。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

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是研究诉讼主体在诉讼活动中提出的电子证据能否被采纳以及采纳的标准问题。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电子证据亦不例外,必须经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检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关于物证鉴定体制改革的几点设想

物证鉴定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运用，它有独特的法律涵义。物证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按照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人，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的认定或判断。物证鉴定作为诉讼中的科学实证活动，既要面对某种涉案事实进行科学判定，从而解决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问题，又要对成为物证、书证、音像证据的材料进行科学鉴别，明确其证据效力。所以，物证鉴定结论作为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之一，不仅本身具有证据效能，而且具有对其他证据审…     

刑事数字影像证据问题研究

刑事数字影像因为易于添加、删改和替换 ,其真实性一直受到怀疑 ,其证据适用问题也不断受到争论。作为法庭科学中一种强有力的技术手段 ,刑事数字影像满足证据的三个基本属性 ,具有证据资格 ;它主要是以影像信息来反映事实并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 ,在证据类属上应当归为视听资料 ;加密技术与规范措施是保证数字影像真实性的有效途径。     

刑事起诉标准的性质之反思

在传统证据法学理论中,刑事起诉标准不仅是刑事证明标准的一种,而且是刑事起诉标准的一个层次。这种观点混淆了起诉标准和证明标准的本质区别,妨碍了起诉标准的科学构建。实际上,起诉标准是约束检察官提起公诉的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证据标准,它是检察官决定提起公诉时的一种尺度。而证明标准是约束法官定罪量刑的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证据标准,它是法官做出有罪判决时必须达到的一种程度。起诉标准的适用可以完全由检察官自行掌握,而证明标准的适用并不能由法官完全进行自由裁量。     

论检察官的证据意识

忽视证据或者不准确掌握和理解刑事证据的采信标准,就无法保障法律监督活动的准确性和实效性。因此,检察官不仅要树立科学的证据观,而且要掌握审查判断证据的能力。应当严格把握证据的关联性,严格审查证据的可采性,以及注重证据的证明能力。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误区与对策——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评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就公诉案件而言,如果片面地将该条文理解为人民检察院承担所有案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将陷入认识误区。应该从举证责任性质以及待证事实分类两个方面去重新解读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内容,并借助于适当配套机制去缓解实践中因举证责任分配所带来的证明困境。     

论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属 性简

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作为一种记录侦查询问过程、固定言词证据、保证程序合法的材料和方式,日益凸显着它的证据价值.然而,其证据属性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但是,新《刑事诉讼法》认定证据的标准已经更具开放性.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价值不仅具有司法实践的基础,更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基本属性,其证据地位有待通过司法解释或进一步立法予以明确.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存在着诸多难以厘清头绪的问题,立法目的并未明显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法律价值和理念之间存在难以统一的关系,有关方面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却不愿对难以统一的法律价值和理念进行取舍,以致一方面把大量没有相应情由的案件设定为自诉案件并允许调解、和解和反诉,而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立极高的证据要求来限制在事实上可以成为自诉案件的案件。只有不再把"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作为自诉案件,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应对自诉案件的适用范围进行减缩,使之仅有"告诉才处理"和"公诉转自诉"的案件,同时再降低自诉案件立案和开庭审理的证据条件或要求。     

On the Proof Standard of Arrest

In practic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dissimilation of arrest measures caused by extreme understanding of arrest condi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et clear, accurate and operable arrest proof standa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criminal procedure proof system, the proof standard of arrest should be lower than that of prosecution and conviction, and higher than that of filing a case, so as to reflect the progressive and hierarchical nature of the proof standard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general,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arrest in China should reach the standard of “clear and credible”, that is, the evidence related to the relevant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arrested person should be clear and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evidences. The prosecutor who decides to arrest should believe that the arrested person has reached the legal arrest condi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rest measures requires a clear standard of pro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arrest also require their respective standards of proof based o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inner conviction of the neutral judge in decision-making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standard of proof, so as to clearly express the proof standard of the three elements.     

论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

在实践中为防止办案人员过高或者过低地把握逮捕条件而导致逮捕措施的异化,必须设置清楚准确、具有可操作性的逮捕证明标准。从整个刑事诉讼证明体系来看,逮捕的证明标准要低于起诉和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立案的证明标准,体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递进性、层次性。我国逮捕证明标准总体上应当达到证据“清楚可信”的标准,即有关案件相关事实和被逮捕人情况的证据要清晰并且证据之间没有互相矛盾,使决定逮捕的检察官相信被逮捕人达到法定的逮捕条件。是否适用逮捕措施需要明确的证明标准,逮捕三要件基于不同特点也需有各自的证明标准,将中立的裁判者做出决定时达到的内心确信引入证明标准中,从而清楚地表述出三要件的证明标准。     

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对比中外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 ,应定位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即控方单方认为证明达到了高度概然性 ,就可提起公诉。同时 ,还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掌握起诉证明标准的高低 ,对重罪案件 ,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法庭审判 ,即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 ,便可提起公诉     

浅谈刑事证据立法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发现仅依靠《刑事诉讼法》制定的证据规则已不能适应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需要，亟待加以完善，故而开始探讨证据立法问题。公安机关肩负着侦查犯罪的重要职责，侦查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收集证据以破获案件，所以证据立法必将对公安工作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刑事证据立法的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尽早研究证据立法问题，以适应证据立法的要求。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兼及一则典型个案之解析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上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二者都是在认识论角度论证,因此应引入价值论分析方法.国外存在客观的"排除合理怀疑"和主观的"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在具体界定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应当根据所要证明的罪行轻重,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