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价值张扬与功能变迁——从“行政帷幕”到“司法前台”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作为一项凝结中国智慧的现代司法制度形式,随着地方政法试验的应时兴起与地方法治的激烈竞争,该制度实现了从地方试验到中央立法的地位蝶变.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其原初功能,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该制度衍生出行政治理能力与司法治理能力双向建构、共同提升的治理功能.然而,实践观察表明该制度运行绩效仍然徘徊在“出庭应付”与“出庭出彩”之间,出庭应诉热及出庭应诉率畸高畸低背后隐藏着实践隐忧.因此,该制度的革新路径在于:导入以审判为中心诉讼理念,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同时,坚守解纷功能与张扬治理功能,实现该制度从诉讼制度到治理机制的跃迁.至此,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彰显了行政机关负责人从“行政帷幕”走到“司法前台”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价值张扬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修为.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现状与展望——兼对新《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3款之检讨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至今已实施一年之久,从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极少出庭,即使出庭也限于部分类型案件,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已成常态,且副职负责人与委托代理人在诉讼中多为一人。此外,负责人出庭的法律效果以宣示性为主,法院对于负责人未出庭的事由缺乏审查权限,需要靠行政机关强制性规定为补充。随着实践深入,应逐渐改革行政机关诉讼代理人机制,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完善行政诉讼公开机制,并赋予行政相对人对于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请求权。     

行政诉讼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

行政诉讼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发展的缩影,见证了我国"人治—法制"、"法制—法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历史性跨越。行政诉讼是公民表达自己诉求和寻求救济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新要求,在行政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化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发展。     

反思行政机关负责人高出庭率

近年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已经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广实施该机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高出庭率”也成为媒体报道中最抢眼的词汇.在媒体追捧的同时,实务界和学界也在积极肯定该项机制.但是冷静地观察分析后,我们看到“高出庭率”背后其实是高度的形式化.本文尝试着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对这种形式化进行研究,认为目前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运行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法院提出建议,政府强力推动,机关负责人被迫执行的被动型模式.其主要缺陷是未能真正调动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积极性.应当建立能充分调动机关负责人积极性的主动型模式.从赋予合法性,减少成本,增加收益,完善配套措施四个方面对如何建立主动型模式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行政诉讼法》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理论分析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制度并没有随着其被明确写入我国《行政诉讼法》而终止人们的争议。出庭应诉行为属于权利之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可自由处分属性;诉权平等原则要求对于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法院应该是保护而不是限制;司法权监督行政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对行政权的监督要有边界,不能审查行政内部的日常自我管理行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干涉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仍面临诸多困境。不能以暂时的效果来评价制度的合理与否,不能将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之管理方式等同于凡事必须负责人亲躬。行政诉讼法对于诉讼参与双方的平衡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对诉讼地位以及举证规则的调整,而不是程序性的权利义务之不对等。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探究

2014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行政诉讼法》进行了自从颁布以来的首次修订,修正案一经修订就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其中,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修改成为本次修改的一大亮点。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实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确立基础和历史发展,探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带来的意义并分析实施以来所带来的问题,同时对我国立案登记制度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出建议,以确保该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作为被告方的政府部门，很少由其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这便是人们所称的“民告官不见官”现象。实践证明，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的弊端重重，与法治国家的建设严重脱节。构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已成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课题。本文考察了司法实务中行政首长作为被告出庭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出庭率低的原因，通过列举的方式回答了该制度的可行性及目前有些学者的争议。、最后笔者提出了四条构建完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的建议，希望尽快统一规范其内容，赋予其法律效力，为我国法治化的建设服务．、     

行政领导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近年来，诸多省市纷纷通过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提倡或者要求行政诉讼被告行政机关的领导出庭应诉。这一制度的实施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是否有其合理性？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需要以本土的视野和实践的视角，对行政领导出庭应诉这种本土经验和自发创新进行深层次的解析，同时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为考察对象，欲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行政领导出庭应诉制度的存与废进行深入反思以探寻其生长的内在机理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增强行政首长法治思维研究

在界定行政首长法治思维概念的基础上,有必要明确其基本要求。增强行政首长法治思维的意义在于保障法律自动有效运转、加强社会管理、改进法治环境。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可以作为制度抓手。     

随州：七类案政首长必须出庭

随州市近日出台《随州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规定》，对审程序中行政首长未出庭的审案件，集团诉讼及媒体关的重大社会影响案件，涉及源、环境保护、房屋征收、重安全责任事故类型案件等七行政诉讼案件，要求行政首须出庭应诉？ 作为本机关行政诉讼案件的责任人，行政首长应认真研究案情，积极出庭应诉。 《规定》已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纳入年度依行政考核范围；行政首长未按规定出台应诉，因未依 答辩、举证、应诉导致案件败诉的，将追究相应责任。     

增强法治理念 推进依法行政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要全面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增强法治理念。政府及其公务员要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树立现代意义上的权力观,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控制行政权力,建设和谐社会。     

警察出庭作证相关问题探讨

警察出庭作证是推进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的重要环节。警察出庭作证不仅有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和实体法律的正确适用,而且也是确立司法权威,实现程序正义的需要,因此,应尽快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但由于警察身份的特殊性,在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上应有一定的限制。     

作为技术的比例：从判例中的比例原则发展看“行政合理性审查”

我国行政立法未明确比例原则，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发展出比例原则，通过汇丰公司案、王丽萍案、陈宁案，确立并阐释了比例原则在实际司法过程中的不同面向，它既要求实现司法结果的“代价最小化”，也要求“利益最大化”。对行政法上的“显失公正”、“滥用职权”等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标准，为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做了理论准备。对法治发展、行政立法和法理学进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法治政府建设中依法行政的效用考察——基于100个城市的拆迁行政诉讼的实证分析

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但是目前学界对法治政府的实践效果尚存在一定的疑虑。本文采用了2014-2018年中国100个地级市的三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要义--依法行政的实践效果进行了检验。主要实证结果如下：一方面，法治政府建设在整体上可以显著提升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激励扭曲等情况，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行政执法、监督与问责等理论上可以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的具体措施甚至会在短时间内起到反作用；实证结果进一步指出了具体措施的类型。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在未来的法治建设中，需要针对性地给出立足现实的政策。这项研究在实证层面进一步厘清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效用。     

论证人保护制度

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拒证问题普遍存在，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现行立法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保护乏力，证人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制订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是保证证人出庭的前提，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实现公正高效审判目的的需要。在借鉴别国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尽快制订专门的证人保护法或将证人保护制度以专门章节列出，对证人的权利义务、保护范围、保护措施、保护措施的启动条件及运作程序、保护机关等问题都应明确。     

“政府法治论”的理论价值

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是一国行政法体系主流行政法价值观与核心指导理念的反映。本文从行政法理论基础论证科学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由"人民政府论"发展到"政府法治论"的存在合理性与其价值功能。     

浅析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

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此,应树立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完善法律体系和法律监督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     

关于公安机关在新一轮海西建设中积极作为的若干思考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省推进海西建设战略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公安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必须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以保障先行为己任，在思想上大胆突破，开拓思维；在工作上找准定位，积极作为；在行动上务实创新，扎实推进；在组织上因势借力，强化保障，在主动融入、积极服务海西建设大局的同时，把握机遇，推动公安事业持续发展，当好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的保障者、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护航者、推动对台交流的促进者和科学发展理念的践行者。     

公权力优位文化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

公权力优位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特点之一。尽管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伦理基础方面均发生实质性变迁,但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刻禁锢并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广大官员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比如过度适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事务、“官本位”思想及公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等都是典型例证。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应当以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和加强人权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铁笼里”。     

再论一体建设法治社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一体建设”重要论述原创性贡献之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论述,赋予法治社会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其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一体建设法治社会,应准确把握认知当前和未来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的重点、突出和关键问题,整体设计、上下结合、全面推进。在推进一体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清除制约法治社会建设的障碍因素;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法治社会有利基础;要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促进法治社会建设;要加强社会保障,助力法治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