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北京外事工作的一些回忆

一、“文革”期间的外事工作 1，来到北京从事外事工作我来北京之前是河北省委秘书长、河北省委统战部长兼天津市委统战部长，1965年，我被调到外交部．在外交学院学习了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了，派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外交学会，当时在搞大鸣大放，搞了个把月。那时候郭影秋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组织上准备调我去人民大学代替他的工作去搞工作组。我当时不太想去。正好那时候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于是我就要求不去人民大学搞工作组了。经市委同意，就没有去人民大学。     

发现万钢

2007年4月27日。万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此举被很多人称为中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万钢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广受关注。因为，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出任部长的第一位民主党派人士。而且是一个回国只有7年的“海归”。从德国工程师、同济校长助理、校长，再直接“飞跃”到部长，万钢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轨迹。     

罗瑞卿蒙冤跳楼

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5日,我的父亲罗瑞卿到了上海。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那里。万万没有想到,在“上海会议”上,林彪一伙对父亲进行了报复陷害,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和我们一     

商务部正司级巡视员被“两规”

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不久前被中央纪委“两规”。据悉，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的张玉栋和曾在那里工作的刘阳亦因涉案被检方逮捕。     

第一大将粟裕的“文革”岁月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位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的开国大将：不仅没有被拉出去批斗，没有因为中央军委的“一号命令”而强制离开北京，更没有被监禁或坐牢；而且还出席了“文革”期问几乎所有象征政治待遇的党代会、人代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直者陧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1967年4月更是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和他同时增补的有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三人，粟裕不是元帅却进入军委常委，开我军之先河。这一现象在开国将帅中是极其罕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承担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我对解放思想过程的回顾与感悟

今天参加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座谈会，我就说一点当时的感受。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揪出来了，虽然后来解放了，但始终还是处于被压抑的状态。那个时候有一个好处，我一篇文章都没写。等到“文化大革命”后，人家说：“你没写文章，很好!”其实也不是我觉悟高，     

不该被遗忘的群体——“文革”中的农民受害者

沉默的农民“反革命” 徐星今年57岁，在年轻人的眼里，他大概就是个拍纪录片还不得志的大龄“愤青”。但事实上，徐星曾是著名作家。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画家贾和震那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中宣部“五七干校”在宁夏

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我当时任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随着这场政治灾难的到来我被罢了“官”,也变成了“走资派”。从蹲“牛棚”到五七干校1967年下半年,中宣部实行军管后,我们蹲了一段时间的“牛棚”。1968年9月,军管组为了     

这里的镰刀锤头才是真的

坐一趟火车，好比上一堂社情民意课。瞧，动车飞驰之际，素不相识的诸邻座聊开了，从这里征地款补偿短斤缺两．到那里“新农合”尚难落实……令人皱眉的事情不少呢。却也有赞美的。这不，听到广播里介绍一个县致富后实施“全民免费医疗”，一片叫好声：“这个县委不傍大款!…‘社会公平嘛，至少让穷乡亲医疗得保障。”我最欣赏的一句是：“这里的镰刀锤头才是真的!”     

这里的镰刀锤头才是真的

坐一趟火车，好比上一堂社情民意课。瞧，动车飞驰之际，素不相识的诸邻座聊开了，从这里征地款补偿短斤缺两．到那里“新农合”尚难落实……令人皱眉的事情不少呢。却也有赞美的。这不，听到广播里介绍一个县致富后实施“全民免费医疗”，一片叫好声：“这个县委不傍大款!…‘社会公平嘛，至少让穷乡亲医疗得保障。”我最欣赏的一句是：“这里的镰刀锤头才是真的!”     

覃正彦：三次坚持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仆

一覃正彦嘱我为他的回忆录《一蓑烟雨任平生》写序,我欣然从命。覃正彦家是湖南省石门县,我家是山东省聊城县（现为聊城市）,两地相距数千里,他又长我10岁,我们两人本来是没有机会碰到一起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但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我被发配到湖南西洞庭农场的经历,我们两个就根本无缘结识了。1967年1月组织上分配我担任江青首任专职机要秘书。1968年1月,江青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转呈了一封群众来信）,毫无道理地动怒,将我诬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7年半。1975年5月开释后，我被下放到位于湖南常德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当时，西洞庭农场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场长，即我们通常说的“第一把手”，便是覃正彦。     

一件难忘的往事

《前线》创刊于1958年。当时我还是社科理论战线的一名新兵，它就成为我案头必备的刊物。那时社科理论刊物不像现在这么多．我作为一个社科理论战线的新兵十分需要从它那里吸取营养。作为《前线》的忠实读者，我获得了很多教益。不幸的是它在“文革”中被迫停刊。失去了良师益友，     

陆定一印象

陆定一是我的老领导,自我到中宣部工作起到“文革”爆发时的18年中,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 1966年,毛泽东称中宣部为“阎王殿”,并且发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陆定一就成了“大阎王”,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阎王”身边的“大判官”。“大阎王”被打倒了,他不再领导我了。但“文革”后他从被关押的地方放出来,见面时我还是叫他“陆部长”,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改口。     

幸福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我们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渴望获得有关它的种种答案,我更是经常被记者们“索要”这道题的答案。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在别人眼里,提到幸福,总觉得两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利,还有一个就是名。但在我的幸福观里,既没有对“利”的计较,也没有对“名”的追求。     

回忆胡耀邦与张际春的交往

1973年秋季的一天上午，我到富强胡同看望住在那里的耀邦同志。当时耀邦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主要是在家里看书学习。这天就耀邦同志一个人在家，我去了他很热情，从四合院里摘了几串葡萄放在茶盘里招待我。耀邦同志第一句话就问：“中宣部撤销后，你分配到哪个单位工作？”我说：“分配到卫生部下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然后我向耀邦同志汇报，说到了张际春遭受的不白之冤，     

任白戈部长二三事

重庆刚解放时,我从南京乘船随西南服务团来到重庆,两天后被分配到市委宣传部任秘书,认识了时任宣传部长的任白戈。任白戈的工作精神和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50年秋,市委宣传部还在枇杷山下面神仙洞原川康实业公司旧址了。有一天,任白戈外出回来,走近我的办公桌,恰好我正在一份材料上盖他的私章,待我盖完章,他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吴秘书,你把我的私章名字刻错了。”刻错了?我一阵惊讶。他点点头,耐心地指着那枚私章说:“我叫任白戈,不是任伯戈。”我仔细一看私章果然刻错了一个字。我顿时面红耳赤,惶恐不安,许久许久说不出话来。任白戈既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责备我,反而办公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任白戈去解放碑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在进验票口时,因人群拥挤,他随身多年心爱的派克钢笔被扒走了。当时他并未发觉,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任白戈来到秘书轻言细语地问道:“用了多久了?”我告诉他才用几天。他便安慰我说:“没有什么,改过来就是了。明天你再去刻一个。”这样的宽容大度至今使我敬佩不忘。室,对我说:吴秘书,我的派克钢笔昨天晚上在国泰电影院进门时被扒了,请您到市公安局去找刘明辉局长,能否帮助找一找。我立即乘车到临江门市公安局,见到了刘明辉...     

论对“右派分子”的“改造”

1957年,55万多知识分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冤案。在“反右”运动后,“右派”们被流放到偏僻地区,接受野蛮改造造成惨痛的后果。今天,我们回首往事,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引以为戒。 一、流放“改造” 当时对绝大多数的“右派”分子采取了下放到农村、农场、劳改队去“改造”的做法。因此,有的“右派”戏称自己为“流放”。 中央各部委的右派被流放到北大荒。殷毅在《回首残阳     

高尚的风范

贤妻益友1935年4月间,红军长征途中,时任地方工作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写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刘英感到很突然,一骨碌骑上马奔驰到总政治部,开门见山地对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李富春笑着调侃,“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     

夏衍考干部

上海解放初期,夏衍既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又兼任市文化局局长。他发现：“和宣传部、文化局的一些干部谈话,有许多事情讲不通。一般说来,政治性的名词、术语,他们知道,也随口会讲,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夏衍多次劝大家多读书,但讲了又讲,并没有引起重视。     

我组织指挥美国务卿基辛格秘密来访专机行

一1971年7月的一天,空军司令部通知我到司令员吴法宪的办公室开会。当我按时赶到吴法宪的办公室时,看到当时的民航总局副局长、北京民航管理局局长张瑞霭已经坐在那里。因彼此都很熟悉,我只向他微微点头示意,就坐在了他的旁边。当时在座的还有民航局的另外两位同志。吴法宪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们。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要从巴基斯坦来我国秘密访问,现在已经派遣民航徐柏龄同志带一名领航员到巴基斯坦进行领港工作。”稍微停顿了片刻后,吴法宪接着说:“具体部署是这样的:在基辛格正式来访之前,先由巴基斯坦的飞机到北京试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