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设定权是《行政处罚法》首次提出的,学术界有不同理解。从立法和行政的角度,结合《行政处罚法》的具体规范来研究设定权,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具体内涵,即设定权不包括规定权。行政处罚设定权属于立法权,是一种创设行政处罚的权力,是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认定违法行为性质、创设行政处罚种类、确定行政处罚幅度之权力。行政处罚设定行为分两类:即立法行为与行政立法行为。     

行政指导的程序规范探讨

行政指导既不同于设立规范的行政立法行为,也不同于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执法行为,它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行政指导的目的与其他行政行为无异,仍是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行政相对人之所以选择服从指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对行政主体的信任,因此行政指导不应该是一个任意的不受约束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于行政指导的特殊性。立法不可能对其内容作具体规定。那么．要规范行政指导行为,最重要的是通过立法规定行政指导行为的程序。     

抽象环境行政行为概念之界定

抽象环境行政行为是我国环境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然而对其概念,目前学界尚未有定论。研究抽象环境行政行为,首先应明确抽象环境行政行为的含义,以及其具体内容。通过对行政行为、环境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等概念的分析,以及对行政立法与抽象行政行为关系分析,从而对抽象环境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作出界定。     

行政议价的法律性质研究

行政议价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就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协商,然后根据协商结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当前广泛存在的行政议价大多属于滥用职权或者超越职权的行为.造成行政议价广泛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过程博弈不充分、行政机关部门利益化驱动、法院司法审查权的过度狭小.要禁止行政议价,关键是要消除行政议价的成因.     

浅议政府抽象行政行为

在我国具体的政府职能中,抽象行政行为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提高抽象行政行为的水平,首先要在行政立法领域中 必须更新观念,树立人权优位理念;其次,应当站在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注意行政行为规划;第三,必须强调制定主体平衡 各种利害关系;最后,应当建立健全有效的评价机制,使信息得到良好的反馈。     

吸毒行为犯罪化问题探讨

全球性的毒品问题是威胁众多国家和平安全的大问题，社会频频出现的毒品犯罪事件，凸显我国刑事立法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长期以来仅仅用治安行政处罚的手段对屡教不改、屡戒屡犯者是难以杜绝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本文提出在我国增设吸食、注射毒品罪的基本设想，并具体探讨罪名的设置构成要件及量刑的规定，相信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吸毒行为犯罪化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类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产生治安行政法律义务(责任)的行为。其违法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并非一致,责任承担方式也非仅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方式的多样性可以促进治安行政执法理念由惩罚性治理向综合性治理转变。     

猜想与反驳：论行政违法推定

行政违法推定，或称行政行为违法推定，是指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未经证明为合法，人民法院得认为该行为违法，或推定该行为违法。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行政违法推定在行政诉讼领域实质上扮演了“帝王条款”的角色。但迄今为止它并未为行政诉讼立法所明确，也未被行政审判实践所认知，导致其价值与功能发挥大打折扣。     

对非立法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研究

非立法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这类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广泛,问题频发,亟须规制。在现行法律和政治制度中,对非立法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可能和必要的。借鉴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国内的理论研究,对我国构建相关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拒绝条款缘何难以保障“拒绝”——对《行政处罚法》第49条、第56条的分析

《行政处罚法》第49条、第56条规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部分行政处罚行为有权拒绝。然而拒绝条款在实际运行中遭遇困境,反而有扩大行政相对人受损权益的倾向。这一条款在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中单项突进痕迹明显,缺乏无效行为理论支撑。从弥补法律漏洞的角度看,对拒绝条款进行完善势在必行。     

论行政指导的性质

对行政指导性质认识的分歧,既源于行政指导内涵的不确定性,也与我们对强制行政行为、权力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及与行政职权有关的行政行为等概念的认识不统一有关。从行政指导的实际运作及现代行政法理论来看,行政指导这种新型行政行为虽然有自身的特点,但仍可归为非强制的具体行政行为。     

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分类的再认识

行政行为抽象与具体的分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应然性充分体现了该分类存在的价值,在分类基础上对抽象行政行为作全面研究,其进入行政诉讼的过程对法治的推进、人权的保障、实现宪法可诉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都大有裨益。在这一过程中,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分会越发模糊,随着其上述使命的完成,该分类存在的必要性也会逐渐减小直至消失。     

简论行政处罚中的"责任"问题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侵益行政行为,对相对人的侵害是很大的,因此,在行政处罚适用时,责任问题无疑应成为行政处罚中一个应该被关注的问题,本文即对行政处罚中的责任体系作初步探讨和学理分析,以期重新认识行政处罚.     

不合法抽象行政行为的责任探析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第二十七条又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对被申清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认为其依据不合法，本机关有权处理的，应当在30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7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上述两条规     

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 应全面告知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全面地对行政相对人告知行政复议机关。但目前不少行政机关以预制格式的法律文书，只告知行政相对人可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而不依法告知其可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从而限制申请人对行政复议机关的选择权。这种情况，在地税、药监、质量技术监督和盐业、烟草等管理部门相对较多、应当引起重视，尽快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浅析行政处罚相对人的隐性权利及保障机制

由于对法律内涵认识的缺失,我国在行政立法和执法中表现出过分教条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具体到行政处罚方面则表现为相对人寻求法律救济等相对比较显性的权利得到了实体和程序法上的保护,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处罚中所应该享有的保障其身心健康和日后发展的、潜性的、延时性的权利(又称为隐性权利)往往被人们忽略。在人权保障日益完善的今天,法律对于公民人权的保障应当是全面而完善的。行政机关在设置和实施行政处罚时,也应当全面而妥善的考虑对行政相对人的隐性权利的保障。对行政处罚中相对人的隐性权利进行研究,剖析保护行政处罚相对人隐性权利的意义和探讨其保障机制的构建,对相对人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和实际运用将会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内部行政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问题探讨

内部行政行为也会给公务员或其他行政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对于这种损害,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中未作明确规定。学术界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现今封建思想和特别权利关系、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与国家赔偿法的受案范围的关系、国情等方面都构不成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原因。公务员作为国家赔偿法的请求人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目的。通过修改完善法律和法律解释等途径,可以确认内部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确认了内部行政行为违法,公务员就可以作为现实的赔偿请求人。     

浅谈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

所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可在合法的前提下享有“酌情处理”的权力，即法律仅对行政行为的目的、范围等作出原则性规定，而将实施行为的具体条件、标准、幅度、方式等留给行政机关自行选择和决定。     

论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管理社会事务的法律手段,对行政相对人不规范等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和限制,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社会公益起到了辅助作用。虽然行政处罚的结果不能与犯罪刑罚相比较,但是也起到了防微杜渐、给予警示的教育作用。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处罚的同时,未能掌握好自由裁量权的尺度,导致直接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使得行政处罚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而比例原则融入行政处罚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公权力得到规制,在行政机关达到管理的效果时,也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平衡,将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化、合理化。     

论行政取缔行为及其规范

行政取缔行为是行政机关特有的一种重要行政行为.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它的认识极不统一,实施也不规范.分析我国行政取缔现状及存在问题,主要原因是对行政取缔的规范不到位造成的.为此,要通过立法定性、设定程序、合理配置权力、加强监督等举措对行政取缔行为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