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其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是,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是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当前,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治理由"管理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分类与反应策略

分析美方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认知种类以及美方可能采取的积极性策略、消极性策略。中国方面应统筹治理、分类治理、善政治理相互结合,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及其治理对策探析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的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为行为"治理有利于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整体素质。领导干部无为会造成群众信任危机、干部制度损害、干部价值观霉变和单位发展延误等危害,其成因主要是官本位思想严重、监管不力、无为惩罚制度缺失、社会监督不强等。为此,应建立无为问责之制,强化有为行政之教,发挥组织监督之职,完善绩效考核之法,搭建社会监督之梯,确保无为问责之效,切实治理领导干部的"无为行为"。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以“服务三角”模型为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碎片化和分散化日益成为阻碍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突出问题。基于＂服务三角＂模型框架设计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整结构,对于推动城乡及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运动模式与“马铃薯”困境——富阳市F镇Y行政村合并调研

行政村合并应当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行政村合并必须考虑到每个村庄的历史和现实,以行政手段完成的目标根本无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采用运动模式实行行政村合并是当前各地流行的做法,尽管眼下完全禁止地方政府采取这一模式是不现实的,但各地政府的确应加强各自的行政制度建设,建立相应严格科学的社会治理模式,使合并工作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长效机制,哪里成熟了、合适了,哪里才能进行合并,而不是把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成为各级领导的拍脑袋工程,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诸多后续问题。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困境及破解路径

在"两新"组织当中开展党建工作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当务之急。目前"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面临不容忽视的现实困境。为了扩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覆盖面,破解"两新"组织党组织难建、党员难管、活动难开展、党建工作难抓等问题,必须正视现状与困境,努力找到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路径和方法,开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新局面。     

政府规模适度性探析——一个“治理”的视角

政府规模的循环膨胀弊端 ,有其内在深刻原因。从“治理”的角度看 ,要保持政府规模的适度性 ,创新政府理念、廓清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 ,就成为标本兼治的路径选择     

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共谋行为”的运行机理及其治理

政府"共谋行为"是组织行为的逆向选择,在政府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其影响不容忽视。文章以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切入点,对政府共谋的内涵,政府共谋行为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联、运行机理等了系统的阐释,提出整合政府权责机制、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组织协调机制以及完善监督机制等政府"共谋行为"的治理策略,以期为治理该行为、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以象山县“村民说事”为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制与治理结构,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体同构"、"有限分离"到"有机互动"的嬗变历程。转型期,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博弈、互构多种形态,要求我们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对国家-社会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解释。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脉络和逻辑演变路径,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放置在具体的"过程-事件"场域中,引入象山县的"村民说事"乡村治理创新机制,分析我国地方治理中"国家-社会"框架下良性互动相互增权模式,是未来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形态和发展趋势。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助推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放管服"改革理念创新,构建科学化新型监管机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恰切之道。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论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循数”治理

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府"循数"治理,需要树立正确的"循数"治理理念,全面把握大数据的实质,客观评价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系统的影响,及时将"循数"治理内化到治理举措中;构筑"循数"治理保障体系,为"循数"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建立"一体两翼"的数据中心模式,推进电子政务;提升"循数"治理能力,包括对政务数据的掌控、整合、使用的能力。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让“效能”引导“革命”——从温州的“效能革命”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变革

近来在温州等地掀起并席卷浙江全省的“效能革命”，以其新颖的视角和大胆的尝试为各方所瞩目。本文以中外行政改革模式上的差异作为自己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这场政府变革的特征、成效、困境和路径选择等诸多方面对其进行剖析，并以此为个案来探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可能方向。     

基于“三圈网络治理”模型的公共服务体系复杂性分析

公共服务内外系统的有效运行是解决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复杂性的关键,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上,网络治理强调内部系统治理主体的多元性,通过主体之间信任协商促成系统良性发展,三圈理论则确定系统内外作用力下的公共价值、资源整合以及环境支持等内容。将网络治理和"三圈理论"结合起来构建"三圈网络治理"模型,提高了体系的完整性和结构统一性,促进了问题简单化,应用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从体系建设目标、内在必要条件和外在保证条件三个方面来实现公共服务体系的良性运转。     

中介合同中“跳单”行为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传统上对中介合同中跳单行为的规制大多集中于对实施跳单行为的获益者进行惩处以缓和失衡的权利义务状态。这些规制路径大多出于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考量,而忽视了法的效率价值,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下呈现出多方面的不适应性。通过对照法律经济学的基本要点,将跳单行为放在社会成本、效率价值、均衡原则三个尺度下进行衡量,为阐明跳单行为的性质、规范公民行为、提出对应的法律建议提供法理依据。     

从“政权经营者”到“服务供给者”:地方政府行为演进的历史脉络——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的个案分析

文章着眼于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对地方政府行为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探讨,选择顺德区容桂街道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容桂街道"三来一补"模式、"企业产权"改革、"简政强镇"改革三个阶段的观察与梳理得知,地方政府从"政权经营者"向"服务供给者"的变迁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困境使然,也是上级政府驱动和下级政府主动的结果。三个阶段的变迁过程具有内在的连续性、系统性与递进性,上一阶段发展困境的出现呼唤下一阶段改革的推进。某种意义上,容桂街道行为演进历程间接地揭示了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命题的缘由。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从脱贫成果巩固到乡村振兴,基层驻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贫困应对转向基层治理,中国特色驻村干部制度继续发挥效能优势的关键在于应对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消极惯习。通过对凌云县的实地调研和案例解构发现,转型背景下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内生自治”属性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寻求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为调适。制度、关系、利益成为影响驻村干部基层治理成效的核心原因变量链条,只有打破驻村干部制度的场域-惯习障碍,才能靠有效的接点调适打造基层治理主客体行为共生格局。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吸纳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驻村干部接点治理共生理念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重塑干群互动的场域共生关系,动员乡村内生精英并优化外生制度打造内外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与共治共生的场域治理环境。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的二元对立分析逻辑,通过解构制度、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重构基层治理的场域-惯习共生性理论分析框架,为阐释转型期的基层治理格局样态与治理效能升级提供了新的学术话语。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