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始末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犹如一声春雷,响彻万里高原,震动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唤醒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藏百万农奴,同时赶走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此开始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我有幸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代表,赴京参加和平谈判并签订了协议，为西藏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颁布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号召西藏人民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由此西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奴解放运动，西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格达活佛赴藏"劝和"被害始末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西藏问题迫在眉睫,党中央决定抓住时机进军西藏,同时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为此,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青海、四川、西康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等渠道,采取广播、同西藏地方官员接触、通信、派人劝和等多种方式,向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另一方面由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国家领导人出面,做达赖喇嘛的工作,同时也希望通过有影响的佛教领袖人物入藏,劝说达赖喇嘛以国家统一大局为重,切断与英美帝国主义的联系,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自己的力量。     

西藏民主改革是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小彬

记者：前面我们谈到了美国是如何支持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叛乱的,本期请谈谈西藏民主改革的情况。王小彬：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是中国当代史及西藏地方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两者或同时或先后交叉进行,书上合称之为“平叛改革”。因此,谈到民主改革,不能不提到平息叛乱。     

略谈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所见所闻

五十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永远脱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羁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平等、联合、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五十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才有光明的前途。     

《东方杂志》与中国西藏（上）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近代意义的报刊产生了．这些报刊有官办的、有商办的；有国人自办的．办有外资创办的。这些报刊的创办者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办报的目的差别很大，但对西藏问题都十分关注。特别是我国自办的报刊更加关注西藏的重大政治问题，及时报道国家的治藏方略和政策得失，传达国内外关于西藏的信息。本文以《东方杂志》为个案，论述晚清报刊与中国西藏的关系，从而阐明西藏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的新生（上）——记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经过

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昭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任命达赖喇嘛为西藏政教首领的定制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在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政教合一权力的五世达赖，是康熙皇帝统治时期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西藏首领。七世达赖时期，乾隆皇帝批准成立了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自清一代，中央政府还派驻数十位驻藏大臣，直到中国封建王朝结束。现在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封建帝制被推翻以后，西藏“实际上是独立的”。     

西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1959年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轰轰烈烈地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西藏延续几个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开创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51年前的今天，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从此，西藏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真正当家做了主人。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55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成为西藏和平解放的标志。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不仅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影响着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从此，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西藏发展进步的光辉道路——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60年前的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西藏的实践--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

总结历史,立足现实,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西藏.立足民族平等,消除民族隔阂,加强藏、汉民族团结,强调民族工作要"慢",不能急躁,采取灵活、"慎重、稳进"的方针开展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坚定不移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藏族人民在政治上实现当家作主.帮助西藏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尊重藏民族的生活习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对达赖喇嘛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停止独立活动,欢迎他回来.     

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政策述略

本文从理藩院的设立、达赖、班禅封号的确定,噶厦治政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挚签制度的创立等方面,述叙了清代中央政府的主要对藏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总体上稳定和促进了西藏的社会经济,提高和发展了历史上形成的“汉藏一家亲” 的民族关系。     

论新型受贿的认定——以收受未变更权属登记房屋为视角

文章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入手,结合受贿罪的司法审判实践,对以＂借用名义＂收受未变更权属的房屋——进行具体分析,提出相关的意见。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也谈媒体与法院的关系

在“舆论监督”的流行话语中 ,媒体与法院的关系被错误定位 ,其实两者关系并非监督与被监督的模式。两者分别是代表民主与法治保障人权的重要因素 ,其关系可以定位在统一于人权关怀下的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上。     

性骚扰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性骚扰案件的特点,就性骚扰案件在诉讼过程中的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据的收集和认定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1)在性骚扰案件中,仍应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担规则;(2)在证据的收集方面,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认原告以偷拍、偷录方式获得的证据的证据能力。因性骚扰案件体现出的公益性质,当事人除可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外,法院应主动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3)在证据认定方面,提高对原告陈述的证明力的认定,同时,应降低对原告的证明标准的要求。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切实保护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人。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功能、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发挥着或应当发挥补充刑事立法、指导刑事司法的功能,由于现行体制的形成,可能更多的不是一种预先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种经验性事实,因而导致其先天性功能缺陷.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刑事司法解释工作,变现行"二元一级"解释为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解释势在必行,以期实现刑事司法解释的主体单一化、内容准确化、形式统一化和程序规范化.     

交通与西藏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交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藏和平解放50多年来,国家对西藏投入巨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促进了西藏区域内外人流、物流的交流。西藏经济发展突破交通“瓶颈”的制约后持续增强,西藏经济发展与交通发展相关性很强。今后需要在西藏交通发展的财政资金制度及配套保障方面进一步制度深化,以促进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土流并治”: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我国西南地区普遍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其基本内涵是用当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各级、各类土官,如土司、土职、土弁等。在土司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朝廷又多次执行"改土归流",以至于此前有的学者将土官与流官视为截然两分的行政机构,甚至将土司视为游离于朝廷之外的"化外"酋邦。然而,仔细排比元、明、清三代史志的相关资料后却不难发现,即令是在执行土司制度的地区,朝廷任命的流官始终在土司衙门中任职。土司被"改土归流"后,其后裔还可以在当地充任各级土职,与流官一道治理当地各少数民族,有的土司甚至还能以土司的身份因功受奖,未经科举考试而直接充任高级流官。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足以表明,土司与流官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都是朝廷职官制度中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其间不仅可以并存,还可以互换,而且还能够相互制衡、互为补充,因而"土流并治"理当是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     

论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诉讼判决是否有既判力的问题,就我国而言,讨论尚不充分。既判力的本质是前诉法院作出的确定判决在诉讼法上直接拘束后诉法院不能作出与前诉判决相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根据归根到底是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诉权的相互勾连。本文在此基础上,试从肯定诉讼判决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具有既判力的立场来分析我国不同诉讼判决的既判力,以满足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需求。     

西藏巨商邦达昌的兴衰与功过

邦达昌为邦达家族创立的商号。邦达家族出身藏东平民,因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提携而垄断了西藏羊毛的出口,成为西藏数一数二的大商人,掌握了西藏经济命脉,邦达昌一度成为官商合办之企业。邦达家族亦官亦商,亦文亦武,权势显赫,富甲一方,在西藏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