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何难产?

中欧关系的发展以及欧盟自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考量,使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一度出现良好势头。但从目前看,解禁前景还不容乐观:一方面是欧洲统一进程步伐放缓,欧盟的步调难以统一;另一方面,美国等外部力量的阻挠,也是难以迅速解禁的重要因素。     

欧盟的有限战略行为主体特性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例

就其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能力以及其对重大国际安全问题和重要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而言,欧盟至今尚未成为一个完全的战略行为主体.本文以中欧关于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谈判为例,探讨欧盟作为国际战略行为主体的属性及其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在欧盟许诺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后,中方提升了对欧盟的期待,但是欧盟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方面的犹疑不决使得中欧关系产生了一个"现实--期望差距".     

欧盟对华军售难以解禁的背景综述

2003年秋天起,欧盟能否解除持续了近15年的对华军售禁令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法国和德国认为该禁令早就该解除,美国和日本等国则强烈反对。2004年11月17日,欧洲议会以中国人权问题为由,通过决议要求欧盟继续维持对华武器禁运。①这个决议虽没有实际约束力,却反映出一部分欧洲人在该问题上的心态。同年12月8日举行的中欧峰会上,欧盟宣布将于2005年6月给出一个明确解决方案,欧盟正式启动了对华军售解禁的程序。但在随后的发展中,欧盟这一立场却多次动摇。现在看来,解禁的日期将可能继续后延。一、美国出于战略考…     

试析欧盟推动对华“去风险”

自欧盟提出对华“去风险”以来,这一表述短时间内成为欧美对华政策主基调,并推动美西方对华政策新一轮合流。欧盟对华“去风险”内涵刻意保持模糊,实质上强调“减少依赖”甚至部分“脱钩”,核心手段包括提升技术实力、外国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对外投资管控等。欧盟对华“去风险”主要受地缘政治焦虑加剧、经济保护主义冲动上升、强调统一对华立场、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欧美对华协调加强等因素影响,将加剧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压缩中欧合作空间、加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其走向有一定不确定性,全面落地并不容易。     

中欧关系演进的内在逻辑:基于欧盟对华援助的视角

欧盟对华援助的主要表现在援助资金呈递增趋势、援助领域由早期的农业援助转向经济和社会改革领域、援助项目要按照"标准化"要求操作等三个方面。从援助特征可以看出欧盟对华援助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正好吻合了新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的主张,把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内部的社会经验在援助国得以拓展,使其经济运行和社会秩序朝着欧盟所拟定的方向发展,这也恰好表明欧盟对华援助的行为不可能偏离自利立场。但是,中国在坚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和方针下,使得中欧关系逐步朝务实性方向发展,在合作基础上解决面临的共同难题,谋求长期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依然符合中欧关系发展的趋势。     

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与中俄军技合作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俄罗斯仍将是中国引进军事技术与装备的最主要的国家 ,而欧盟只能是中国对外军事采购的必要补充。无论是与俄罗斯还是与欧盟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我们今后的立足点应该是有利于本国重大军事装备的国产化 ,即引进技术重于单纯引进产品 ,联合研发重于单纯技术转让。在全球化的今天 ,重大军事装备国产化战略的核心应该是以我为主的能力 ,并最终走上“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发展道路。     

欧盟与美国对华战略比较 --兼论中欧美三边互动

冷战后,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建构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存在分歧.欧盟提倡多极化和多边主义,而美国带有单边主义取向,极力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基于这种分歧,欧美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亦持不同看法,前者视之为机遇,后者则倾向于视之为威胁.欧美对华战略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合作和处理对华关系、如何处理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人权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对华经贸关系等方面.中欧关系的发展要受到欧美战略关系的牵制,而中美之间亦存在共同利益,它对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有制约作用.坚持多边主义是中欧美三边良性互动的基础,深度发展的经贸关系所导致的经济依存是三边关系的强有力纽带.     

欧盟对华认知变化及政策调整

本文认为,当前中欧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欧盟对华认知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包括:经济上不愿再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中国视为可能对其造成潜在威胁的竞争者;政治上对中国未能向欧洲价值观靠拢感到失望和焦虑;在安全问题上欧盟出现"美国化"趋势,即在"防范"中国崛起问题上,与美国的共同语言开始增多。欧盟对华认知发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中欧双方实力对比和相对地位有变、美国对欧盟影响力增强。欧盟对华认知变化已导致欧盟对华政策出现一定调整,对华经贸政策更趋保守、更具防卫性和保护性,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全球性议题上强调所谓"中国责任论"等。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力度。     

欧盟对华经济合作中的“安全顾虑”

欧盟近年来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方面,"安全顾虑"明显增加,突出表现为:中资收购可能导致技术转移,削弱欧洲经济竞争力;双方经济合作可能增加欧盟的网络信息安全风险,还将中国列为"虚假信息来源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比重上升,加大欧盟供应链中断风险;中国"分而治之"策略可能削弱欧盟团结,危及其政治安全。欧盟"安全顾虑"首先源于双方经济结构竞争性上升、互补性下降,也与欧盟自身的政治生态以及国际安全、战略环境变化有关。受到欧盟"安全顾虑"以及相关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对欧直接投资数量近年来持续下降,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比重明显降低,投资目的地也从主要集中在大国转向更加多元。但鉴于中国市场对欧洲投资者仍有吸引力、中欧服务贸易仍有潜力可挖等因素,未来双方经济合作仍有很大空间。     

当前欧盟对华战略认知与政策新趋向

中欧关系在经历1995至2005年间平稳发展之后,近几年出现了波折。这些波折的实质是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欧盟对中国的总体战略认知和对华政策取向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崛起心理不平衡;期望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双边关系中的人权等价值观被强化;欧盟的亚洲政策在中国与其他大国间趋于平衡。面对这种变化,一方面要坚信中欧合作的战略基础并未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中欧关系复杂性在增加。     

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对台军售是中美建交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政府,但对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除在台湾驻军、与台湾当局缔结军事同盟外,从1949年到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向台湾提供的援助达59．8亿美元,其中42．2亿美元为军事援助,17．6亿美元为经济援助。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大痼疾。     

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的深层原因分析

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上台第一年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但在2010年初受到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冲击和考验。奥巴马政府坚持对台军售,既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是稳定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霸主地位的一种手段。此外,满足军火商的利益以及迎合美国保守势力的要求、提升美台关系、牵制两岸关系发展等都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对台军售的重要原因。     

论欧盟发展的法律问题和制宪前景

目前欧盟正处于深化和扩大的关键时期,作为建立在条约基础上的政府间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一体化的每一步发展和壮大都有赖于欧盟法规的维系,因而欧盟一体化未来的发展与其法制的发展和完善休戚相关。欧盟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深化意味着成员国主权的进一步让渡;扩大要求即将入盟的成员国尽快实现与欧盟法制的趋同化。在整个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深化和扩大这两方面的问题一直是紧密相关,彼此互动。深化使欧盟具有更大的凝聚力,这是欧洲一体化的内在驱动力;扩大不仅是欧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泛欧”组织的特性,而且成员国数目的     

美国对台军售的现状与特点

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将台湾当作独立的政治实体的标志,是美国发展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关系,以及对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进行干涉的最主要手段。对台军售既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考虑,也反映了美台总体关系的状况。一、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演变对台军售是中美建交过程中的遗留问     

欧盟的功能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

本文认为,鉴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欧盟在处理与美国、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中应占据自己的战略空间,尤其应积极推行功能多边主义,并以共同安全替代美国自冷战以来一直奉行的均势思想;应以合作政策来应对诸如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社会矛盾等全球性重大挑战;应拒绝遏制政策,代之以建立在功能多边主义基础上的政策,并寻求中国的支持,从而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和提高多边主义效率。中国优先关注国内发展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性质,它近年来的变化也使欧盟能够在某些领域与中国顺利合作,并推动了中国在人权和法治方面的进步。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与违宪解读

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宪法层面上涉及的是宪法规范的变动问题,安倍政权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典型的宪法规范的不正常变动,其本质是对宪法的破坏和侵害,属于违宪行为。本文从禁止集体自卫权的法的内涵入手,阐释禁止集体自卫权的渊源、主体和内容,以及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在此基础上,从宪法修改的前提条件、宪法修改的实质性限制、宪法修改的程序性规定、内阁的宪法解释权限,以及《日本国宪法》与《波兹坦公告》和《开罗宣言》之间的法律位阶关系等方面,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违宪问题进行法理分析。     

Our Arms in Havana: British Military Sales to Batista and Castro, 1958-59

When the United States—the traditional supplier of arms to Cuba—decided not to supply Fulgencio Batista's government after March 1958 and the dictator approached Britain, this presented a dilemma for Harold Macmillan's administration so soon after the 1956 Suez crisis. Whitehall was keen to sell arms but wary of doing business with a country so firmly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phere of influence.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Foreign Office conferred with Washington at every stage in its decision process, both in deciding to arm Batista after gaining US acquiescence, and later in acceding to pressure and not supplying military hardware to Fidel Castro's nascent reg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