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朱德和传教士的交往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联合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展对内、对外统一战线的政策，对外国教会组织、外国传教士也明确采取了团结和争取其为中国抗战服务的政策。许多有机会接触外国传教士的中共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主动与传教士交往，从中寻找朋友，合作抗日。在这方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传教士的交往就留下了许多感人史实。     

明清之际中国人的科学观--以徐光启为例

明清之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和当时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不相同的;当时中国思想家的科学观,未必都是西方文化刺激的结果.徐光启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远远超出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甚至可以和同时代西方的培根、伽里略、笛卡尔等大思想家相提并论.     

传教士与中芬文化交流

中芬文化的交流起步比较晚,发展也比较慢,有别于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交流状况.这主要与芬兰本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有关.传教士在早期中芬文化交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芬兰的传教士是最早一批,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一批懂中文,并且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芬兰人.芬兰传教士的报告和游记有关中国形象的描述和中国知识的传递,对芬兰人起了早期“启蒙”作用.他们的哲学翻译则向芬兰人打开了认识东方哲学的大门.     

论冯秉正神父在上古史论争中所使用的学术方法

18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神父，在华40余年，著作颇丰。他受康熙帝命令，曾编译十二卷《中国通史》，奠定了近代欧洲汉学历史研究。他用天文学方法讨论中国上古史纪年，以中国式的证明方式来证伪《竹书》和《路史》，以及他因中国上古史纪年的影响而对《圣经》希腊七十子译本的选择，展示了他独特的学术方法和见解。该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和西方学者之间有关上古史论争这一学术盛况。     

16至18世纪中西文明互鉴的影响及其意义——以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宋明儒学为基础

16至18世纪首次发生的中西文明之间的学术交流，使得西方哲学经典（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主）被翻译成中文，同时中国哲学经典（以“四书五经”为主）也被翻译成西文。16至18世纪，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哲学思想首次与中国士大夫学者产生互动，并在当时不同的哲学分支中（逻辑学、形而上学、人性论、宇宙论、伦理学、神学）具有不同的表现和意义。中西哲学的早期接触，为近现代中国更广泛和普遍地引入西方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香港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避难所和集散地。为拓展传教事业,新教教会及其信徒采用文化手段辅助传教,在近代香港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入港传教士的汉语言研究成果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新教传教士在港积极创办学校、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促使大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理雅各等传教士通过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书立说或回国后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促使中国文化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金尼阁的语言学思想和礼仪之争

1610年后，在华耶稣会会长龙华民在耶稣会内部掀起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 Deus 的中文翻译。拉丁文 Deus 有两种译法：意译和音译。龙华民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支持音译，而金尼阁则支持意译。本文通过对金尼阁的《1610年中国年报》、《1616年给耶稣会总长的报告书》和《西儒耳目资》三份历史文献的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金尼阁与“礼仪之争”的关系，特别是他对于 Deus 之翻译问题的看法，以及原因。本文并不赞同将“礼仪之争”简单地归之于欧洲传教士如何理解和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它更是欧洲传教士如何对待欧洲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关系的问题。     

试论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基督徒之学术交往--以马若瑟与刘凝为中心

刘凝是清初江西的儒学家,天主教徒,宋元之际著名学者刘壎之后裔,编撰了17世纪中文天主教书籍序跋集《天学集解》。马若瑟是康熙年间来华传教士,耶稣会“中国索隐派”的重要代表,传教士中的汉学大家。马若瑟在江西传教时,与刘凝结下深厚友谊。刘凝在小学考据方面的治学风格影响了马若瑟对中国语言与经典的研究。通过考证刘凝与马若瑟的学术交往,重点分析两人在基督信仰、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几个方面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揭示出身处文化夹缝之中的儒家基督徒与来华传教士,如何诠释中国的文本和思想,弥合中西文化之差异。     

中国古代的"四海"意识与艾儒略《四海总说》

中西交流是以地理知识的沟通揭启序幕的,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新知识,往往难以一时被中国古代士人所接纳.其中诸多细节,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例如中西关于"四海"的诠定.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四海"从传统的经史体系而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而在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地图和著述中",四海"从西方的航海大发现而来,用来唤醒中国古代士人的世界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反映了中西交流的曲折历程.     

罗孝全与洪秀全：从师生到敌人

1844年5月15日，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来到广州，建立教堂，开始传教。最初，来受洗的中国人并不多，而且多是“苦力”，没有“知识分子”，这种情形显然不能令罗孝全满意。     

清初中西科学交流的一个非宫廷视角--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的行迹与学术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初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在华四十年,其撰著数量和涉猎范围均为清代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翘楚,在科学史领域地位尤其重要,但其一生未在宫廷服务,未与中欧学术机构建立联系,并始终立足民间,奉行自下而上的传教策略。殷弘绪生平分为里昂时期(1683-1699年)、福建-江西时期(1700-1719年)、北京时期(1720-1741年)。其一生有关中国的西文著述分为服务宗教的传教学术和为法国工商业利益服务的世俗科学,前者包括与教会内外对手论战、对中国社会习俗和信仰的考察,后者包括对中国植物、手工业、医学知识的考察和介绍。在殷弘绪的在华生涯中,传教士身份始终压倒学者身份占据主导,学术有时服务于传教,但并非传教的手段。相反,其学术成就则主要在于利用传教士身份提供的条件,对中国本土知识进行记录和翻译。其利用的学术资源和关注的学术话题均有一定非宫廷色彩,这一典型案例为我们展示了宫廷以外的传教士学术研究,从而不仅丰富了中西交流史的叙事,也为理解中国民间的知识流动状况提供更多旁证。     

西方的教堂中国的庙

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为了体现新中国首次露脸于国际舞台的光鲜形像，代表团成员每人都定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穿着走在大街上，只见路旁的行人纷纷恭敬地立定，向他们脱帽鞠躬。原来当地居民以衣貌取人，误认为中国来了一队传教士——也就是中国人眼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精神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     

朱彝尊对西洋传教士及其书籍的看法——康熙朝文人阅读史个案探析

朱彝尊是清代康熙年间以博学著称的学者,他对西洋传教士持排斥态度,这与其曾祖朱国祚对利玛窦的态度有关。朱彝尊赞许当时中国学者有关天文历算的著述,却对来自西洋传教士的天文历算学说提出批评。从阅读史的视角来考察,朱彝尊所谓博学,特指其在传统经史方面的成就。康熙皇帝的阅读倾向对士人有引导作用。     

《利玛窦中国札记》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中的一员.虽然他来华的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型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中国文化从物质、制度到价值、心理层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我们今日的文化建设与交流不无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介绍（1899—1911年）

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中国人得知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1899年通过《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介绍，得知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则是在1902年通过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宣传，最初是国民党人。他们除了孙中山外，还有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等。     

利玛窦“发现”开封犹太人

公元1605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民族学界的事件一一开封犹太人“被发现”了!这其中，不得不提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此以前，开封犹太人自称是“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教徒，周围的中国人视他们为蓝帽回回，而利玛窦首次正式将他们确认为犹太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利玛窦是界定中国犹太人身份的第一人。     

近代九江教会学校的性质及价值

透过外国传教士在九江办学的大量史实和教会学校在九江办学沿革的轨迹，阐明教会学校的创办背景、演变进程及其特质，廓清传教士创办学校的本意，力求公正、如实地评价教会学校对推动区域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     

明末清初天主教与阳明心学关于“灵魂”的论辩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与阳明学者针对“灵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辩。传教士认为灵魂是性,而阳明学者认为灵魂是心;传教士认为灵魂不灭,面临着天主的审判,而阳明学者认为灵魂会回归太虚;传教士认为天堂地狱是实存的世界,而阳明学者认为天堂地狱皆是心的反映,对善恶的奖惩不是进入天国或下入地狱,而是良知的满足与否。这些论辩反映出阳明心学是明末清初传教士与本土学者论辩的焦点:传教士对阳明心学持批判态度,阳明心学则是本土学者用以抵制天主教的武器。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播科学的动机浅探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教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科学的传播,文章对他们这么做的动机进行了探究,一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人盲目自大的心态;二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盛行的迷信;三是为了推动中国文明进步;四是希望通过科学让中国人认识和接受基督教,去和和他们一样信仰上帝。     

梵蒂冈“封圣”是一场反华闹剧

在１０月１日，罗马教廷不顾中国政府、中国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在圣伯多禄广场将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此举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严重关切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梵蒂冈的“封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封为“圣人”的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会招致中国政府、全中国人民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呢？让我们看看这场闹剧所包藏的险恶用心。 本次梵蒂冈所封的１２０名“圣人”中，绝大多数人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死去的。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强迫清政府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