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是结果加重犯诸多问题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在分析了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的空间的基础上,对结果加重犯未遂形态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基本犯罪既遂而基于故意的加重结果未发生时不构成结果加重犯的未遂,而当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发生时则构成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结果加重犯的认定思路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直接性是认定结果加重犯的客观层面的关键,对于加重结果分层判断客观预见可能与主观预见可能是主观客观化的思路兑现。行为共同说不仅适用于共同正犯,同样可以适用于狭义共犯。行为共同说回归单独犯本质探讨共犯问题为解决结果加重犯的共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对于各自故意视野中的共同行为的具体认识,直接决定是否承担加重结果的责任。     

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以强奸、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比较为视角

司法解释以及刑法理论上的争议使得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成为疑问;结果加重犯是单行为类型,对加重结果必须有主观上的认识;基本结果与加重结果之间有"同质"与"不同质"两种关系,前者不存在未遂,后者在基本犯所侵犯的法益与结果加重犯所侵害的法益存在明显的保护位阶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未遂;强奸罪和抢劫罪都存在复杂客体,一般来讲应以主要客体作为认定既未遂的标准,次要客体仅为量刑的参照,但应考虑复杂情形的存在。     

论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既遂标准

以普通犯罪构成的既遂标准替代加重构成的既遂标准,既有悖法理、缺乏理论上的自足性,实践效果也欠佳.应当全面贯彻“基本构成要件齐备说”,在普通的犯罪构成和加重犯罪构成的既遂判断上坚持一致性的标准,以基本犯和加重手段所需要件的全部齐备作为抢劫罪手段加重犯整体既遂的标准.     

为劫财故意杀人的定罪处罚问题

抢劫致人死亡是否意味着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罪过仅限于过失,刑法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该问题需要结合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等刑法学原理进行体系解释。如果对为劫取财物而故意杀人的行为按照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会导致杀人行为受到双重评价。承认抢劫罪的方法行为包括故意杀人,则会避免定罪的混乱。如此,以杀人的方式劫取财物,即使未发生加重结果也适用升格法定刑。而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态并非以是否发生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为判断标准,应当以抢劫罪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为根据。     

过失实行行为的本质及其客观不法认定标准

过失实行行为的本质在于制造并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对过失实行行为客观不法的认定,应坚持结果回避义务对行为是否制造了不被容许的风险判断的决定作用;结果回避的不可能性导致结果回避义务的无效性;当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范围内时,应否定过失实行行为的存在;行为人违反结果回避义务制造并实现了不被容许的风险方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风险升高理论是对违反结果回避义务行为与不法结果在无法确证因果关系时仍应予以客观归责的补强;容许的风险和风险分配理论仅具有在立法层面对结果回避义务的规定起理论支撑作用,在司法适用上并无有价性,而作为两者下位规则的信赖原则,实际亦是一个无用的规则。     

高危驾车者的罪过形式研究

刑法中所称的故意和过失都是针对危害结果而言的,因此在高危驾车行为中不能因为明知高危驾车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判断行为人主观上就是故意;高危驾车行为不应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是因为行为人往往对危险结果是持否定态度的;高危驾车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人也往往对实害结果的发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而主观罪过上宜认定为过失;同时,只凭行为人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伤亡的事实,就判定行为人的罪过形态上升到间接故意的程度也是不充分的。     

卡尔·施密特的敌友理论之诠释

施密特的敌友理论应该是反映20世纪一种世俗化的政治哲学,并不失时机地、以切合于相应时代情境的方式得到应用和转化。这种敌友理论观被视为拯救魏玛共和国和批判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但在1933年以后,施密特的敌友理论就演变为一种内含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秩序观。卡尔.施密特把敌友区分当做政治学的基础概念并由此展开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对和平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同时表达了对现代技术进步和道德狂热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担忧。因此,施密特的政治哲学是敌友政治哲学,敌友理论是施密特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口供之诱与惑 ——基于结果、真相与权力的相关性分析

口供之诱与惑超出了口供本身所能关涉的案件真相和裁判结果,其中亦隐含着国家司法权威,牵扯着司法人员的个人权威、职业心理与职务晋升。口供成为不同主体的诸种诉求之焦点,致使其陷入复杂的需求中,从而产生了口供之诱。口供在满足需求之同时,亦使与口供相关的结果、真相、官威陷入到困惑之中。人性与尊严、真相与冤案、权力与权威皆因口供而暗含着风险和危机,若非以法律理性规制之,则不可抵挡口供之诱。     

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初探

据相关统计,贪污贿赂犯罪个案平均损失是15万元,而渎职侵权犯罪个案平均损失是258万元。笔者撰写此文,旨在对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危害结果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有利于司法实践。     

公共政策非预期结果的产生及其评估

公共政策非预期结果作为政策的客观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问题的解决和政策的最终走向。对政策非预期结果的表现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非预期结果的评估进行探究可以为政策的调整及抉择提供基础。公共政策非预期结果产生的原因较多,如政策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政策方案的外部效应,政策方案对目标群体的"反向激励"效应,政策执行主体的目标置换行为等。对政策非预期结果进行评估需要去除因环境因素产生的非政策影响,明确评估的标准和指标,并对其正、负收益进行衡量。     

浅析目前环境污染犯罪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在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认定上存在的问题是,对于行为人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持不同的心理态度情况时无法认定其行为和在客观结果危害程度上如何认定的弊端.那么认定环境污染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根据危害行为还是危害结果.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该从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等方面进行综合认定,这样才能较为科学认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高校辅导员评价结果的科学运用探析

高校辅导员评价体系构建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其中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是整个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及时有效地对评价结果进行反馈,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绩效评价工作的成效,也是绩效评价体系实施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如果绩效考核结果不能及时反馈,那么考核就失去了真正意义。因此,如何对高校辅导员评价结果进行科学运用迫在眉睫,这也是文章讨论的问题所在。     

结果风险:社会领域腐败客观状况和主观认知的断裂

我国社会领域腐败的客观风险表现在损害的现实性、主体的连带性、规则的隐蔽性、腐败的普遍性等多个方面;而其主观风险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话语表达、媒体的话语建构、专家的话语解读以及公众对腐败的话语认知而被逐渐夸大和扭曲,脱离了腐败风险自身的客观状况。这样就形成一条断裂带,造成了腐败风险的归因难、腐败风险的演化与异化等新的社会风险后果,形成了人为风险、关系风险和文明风险共存交织的险恶风险网,加剧了社会的无序,进而为新的公共危机埋下祸根。对此,政府、媒体、专家、公众等多主体应协同合作,采取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策略,开创对腐败及其衍生风险的"合力共治"的良好局面,推进社会的"互构和谐"。     

商务谈判中谈判人员对谈判结果的影响浅析

生活处处有谈判,谈判无时无刻都存在。影响商务谈判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谈判人员是谈判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谈判人员本身有包括众多的因素,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特质,在谈判中表现出不同的谈判风格和谈判方式,从而会影响谈判结果。所以了解谈判人员本身的相关问题,对提高谈判效率和满意谈判结果的达成都有重要的意义。     

谈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对教学的影响

文章介绍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的主要内容,分析这一理论对教学及教学设计的影响:对教育理论中长期含糊不清的概念作了明确解释;有利于设置教学目标;使教学结果的测量与评价更加科学。     

孔子对德性政治的反思及其逻辑结果

周初由于人文精神注入原始宗教,使西周政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人文性,我们称之为德性政治。它有两个内在矛盾:道德与权力不分;具有走向刑治的可能。孔子通过对周文化的内在化、合理化改造解决了这两个矛盾。他的反思的逻辑结果有三:权力本身无终极价值;阶级分别不应由出身决定;政治的首要目标是保证人民的生存权。     

比较的结果是客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好

2013年2月16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刊发张国祚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我们大家都生在其中、长在其中、干在其中、看在其中、思考在其中,也耳闻目睹现实中一些不好的现象,难免产生一些思想困惑。但是,我们看问题要学会看大局、看总体、看发展态势,要善于把当代中国放在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中进行比较,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通过比较,我们会深切感受到“三个从来没有”。     

我国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新探

刑法中的危害结果作力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的客观显示,在刑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时至今日刑法学界对其概念及相关问題仍有颇多争议。本文试图从一个较新的角度论证危害结果不应定义为对社会关系的损害;只有现实的危害结果而不应有可能的危害结果;提出刑法中的危害结果是行为结果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并达到刑法规定应予制裁程度的一种事实状态,危害结果在刑法条文的规定中并非一个绝对确定的状态,而是达到一定程度的由小到大的一个消极影响状态区域,某一具体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只有处在这一区域内才构成某一特定罪的危害结果;最后重新界定了刑法中的危害结果。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