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罪”的背景分析、价值探讨及应对机制

我国刑法中出现了很多个"口袋罪"。"口袋罪"的出现有特定的背景,具体包括立法背景、语言因素及社会原因等几个方面。根据"口袋罪"的立法属性,其负向价值主要表现为侵害行为预期、有违立法民主及忽视系统后果等要素。要弱化"口袋罪"的负面影响,必须从立法、司法两个维度构建应对机制。     

论我国环境刑法犯罪构成及刑罚设置的完善——兼评盐城“2·20”水污染案罪名之争

江苏盐城＂2·20＂水污染案广受全国关注,这并不是因为其严重的污染后果,而是因为诉讼过程中被告罪名所发生的变化。该案最终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而未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定罪处罚,从环境刑法的角度看,无论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还是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均有不恰当之处。这折射出我国现行环境刑法存在的漏洞,需要立法者完善立法,从刑罚设置的角度弥补漏洞。     

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认定

现行刑法将寻衅滋事罪作为独立的犯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293条)。由于刑法第293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类型,内容比较宽泛,且使用了"随意"、"任意"、"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需要价值判断的表述,司法机关对本罪的认定产生了许多困难,刑法理论也认为寻衅滋事罪成了一个新的"口袋罪"。     

非法经营罪的扩张:态势、挑战与应对

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设置的新罪名。该罪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背离了《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原旨,逐渐变成笼罩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口袋罪"。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成文法的弊端以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外,主要还是在于立法技术上,在条文中使用了高度抽象性的兜底条款和空白罪状,使得实践中定罪量刑标准不一。其不合理扩张不仅与罪刑法定主义相背离,还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相冲突。面对非法经营罪扩张问题,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司法解释的角度对其进行限缩,规制完善,推进立法与司法实践相协调,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从非法经营罪的设置评析空白罪状的缺陷

非法经营罪是一个典型的空白罪状,“违反国家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开放式表述,使得非法经营罪成为97刑法修订后变动最多的一个罪名,立法司法解释接连不断,成为一个典型的“口袋罪”。空白罪状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带来了很大的扩罪的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等有着明显的冲突,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不合理性,应当在刑法中尽量予以限制使用。     

论新刑法对三个“口袋罪”的修改

我国79年刑法典分则条文只有103条,立法者认为“象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情况又是在不断变化,条文规定得过细过死,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在有限的条文中,采用了部分包容性罪名,即罪状简略,罪刑层次单一,但却包容了多种犯罪行为的罪名。有人形容它们像个大口袋,什么都往里面塞,固而俗称“口袋罪”。79年刑法中的“口袋罪”主要有三个,即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职守罪。     

“见危不助”犯罪化的理性审视——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用强制性的规定换来人们对刑法的遵守,以期社会上违背道德的事件更少发生是无效的,也违背了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客观规律。刑法规范是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适用的规范,其他规范未适用或不完备时刑法不能介入,将＂见危不助＂行为入罪违背了＂可替代＂性原理,还会带来巨大的司法成本。经过刑法谦抑性审视后,＂见危不助＂行为不应被犯罪化。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完善鼓励见义勇为的措施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完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刑事立法的构想

域外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设置有＂遗弃罪＂、＂不救助罪＂、＂交通肇事逃逸罪＂等不同罪名,理论界有在我国刑法中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逃避交通肇事责任罪＂、增设＂特殊遗弃罪＂、设置＂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之不同建议。文章提出的完善有关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立法构想,主要涉及到对现行刑法第133条的修改和增加规范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新条款两方面内容。     

聚众犯罪的立法检讨与改进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分则明文规定以＂聚众＂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或选择要件的一种犯罪类型。从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考量,聚众犯罪立法上存在着不纯正的聚众犯罪刑事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纯正的聚众犯罪法定刑配置不合理、不协调,聚众＂打砸抢＂的定罪处罚规定缺乏合理性等问题,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完善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     

试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案起诉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案起诉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有利于措施,对于平衡判决的社会效果,实现对成年罪犯的有效打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的是相对分案起诉制度,厘清该制度的起诉标准,将分案起诉前移至公安报捕阶段,细化操作程序,同时建立分案起诉的恢复机制,是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案起诉的有效措施。     

公民个人信息疑难问题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但本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公民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依据,行为方式的完善,＂情节严重＂的细化,行为主体以及罪数形态几个方面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进行探讨。     

解读国际刑法的“完整人格”——读《国际刑法通论》（增补版）

国际刑法规范的＂完整人格＂关涉国际刑法的＂完整人格＂。《国际刑法通论》一书对国际刑法及国际刑法规范＂完整人格＂的论证,主要是以调整对象为基点、以战争犯罪为例证、以＂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为逻辑前提进行的,其论证系统、生动。但其基点是否准确,例证是否贴切,逻辑前提是否必然成立等问题还需进一步考证。     

从一起"骗保"案看我国刑法与保险法的完善

众说纷纭的帅英"骗保"案的法律争议涉及刑法与保险法两个学科领域.从刑法方面看它涉及了刑事司法基本理念的问题;从保险合同法来看它涉及到了该法的许多基本条款,如年龄申报不实条款、不可抗辩条款、如实告知义务、未如实告知的解约权之限制等.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比较好.我们应参考其有关立法例,对我国刑法、保险法进行相应的完善.     

论凶器

刑法中＂凶器＂的立法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以防止造成人身伤亡,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罪刑均衡。凶器应当是一种客观存在,因而＂凶器＂的假象不属于凶器;凶器作为物,既包括无生命的器具,也应包括有生命的物如毒蛇;凶器必须构成对生命健康高度的现实危险;凶器是因为其本身的性能而构成对生命健康高度的现实危险的。我国有关凶器的刑法规定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加以完善。     

浅析盗窃罪的客观方面

盗窃罪是普遍的犯罪现象和司法机关的打击重点。《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及相应的刑罚措施作了修改完善和补充,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和＂扒窃＂三种行为,赋予了盗窃罪新的丰富内涵。文章主要对以上三种行为进行分析,指出了司法实践的难题及处理对策。     

“口袋罪”的刑法定位重述

有必要理性重审对"口袋罪"的全面否定性评价"标签"."口袋罪"绝非中国特色产物,立法者的能力瓶颈、立法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才是其根本缘起.口袋罪名是历史产物,也是现实需求,是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并可有序释放正向能量.有必要中立、客观并全面评判,显现其遵从法治的秉性与本真.应调和、消弭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重述刑法应当是事先法而非保障法(事后法)的定位,可以为口袋罪名的存续提供原初的正当性依据.在立法分解上,既要容忍必要的"类罪型"立法技术,也要通过适度的活性化提升立法的适宜性,以清理"口袋罪"的立法病灶.在司法控制上,还要处理好与民意的科学引导、不良司法惯性的消解、刑事政策的扩张性遏制等之间的多重关系.     

关注刑法解释的司法逻辑——兼及刑法教学如何适应司法实践

在刑法学语境中,司法逻辑是体现定罪量刑的司法本质并为＂刑法是司法法＂命题所蕴含的实体性实践逻辑。司法面向的刑法理论和教学是解释性的,其司法逻辑的哲学精神是主体间性。刑法解释的＂说明论＂不讲主体性,＂理解论＂不讲主体间性,都偏离了司法逻辑。由于＂前见＂（刑法概念）的非司法性,传统中的法益一元论、规范一元论以及法益与规范二元论这些＂前设＂,也都偏离了司法逻辑。要实现刑法解释的司法逻辑化,必须回到司法过程,重要的是刑法学应致力于为控辩双方建构合乎过程正义的逻辑和说辞。     

“人肉搜索”犯罪化问题研究

＂人肉搜索＂侵犯个人信息,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刑法修正案（七）》提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未将＂人肉搜索＂入罪,＂人肉搜索＂行为侵犯刑法保护的法益,并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当在刑法中设置专门条款以规制＂人肉搜索＂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论销售盗版音像制品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下,必须对第225条第4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进行合理解释,这样,既能明确法条的含义以便司法适用,又能限制口袋罪的范围以保障人权。非法经营罪的本质特征是违反国家有关许可经营的规定,不具有法定资格而非法从事某种经营活动或者滥用经营资格的经营行为。因此,销售盗版音像制品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刑法第218条和第225条之间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道德的救赎：“见危不救”现象的刑法学检视

见危不救现象在学理上可以分为＂特殊身份＂型与＂普通公民＂型的见危不救两个大类,包括＂职务＂型见危不救、＂特定关系人＂型见危不救、无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和有重大客观危险的见危不救四个小类。现行刑法对不同类型的见危不救现象的反应还存在力度不够与方式不当的不足。不能试图通过刑法来塑造所谓＂积极的好撒玛利亚人＂,因为其缺乏刑法的人性基础,也与刑法之善的合正义性,合目的性与合正当性理念相悖;刑法在此问题上的道德救赎功能表现在,针对无重大危险的见危不救应通过设立见危不救罪来加以刑法规制,同时通过激发正当防卫的鼓励功能来发挥刑法在道德救赎上的作用;道德的救赎不应仅仅寄希望于刑法,而要进行整套法律体系构建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