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应对

对社会不正之风与官员腐败的痛恨,对权势的不信任感,主动意识、主体意识增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乏等构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应对的具体措施有：增加政府信息的透明度;时刻关注网络事件的进程,政府快速做出决策行为;积极搭建网民议政、问政平台,增加民众对权力的亲切感;正确的舆论导向。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对策探析

市场经济的建设呼唤着民主进程的加速推进,它一方面唤醒了民众的主体维权意识,另一方面过渡膨胀的主体意识,又诱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转型期社会中,为了有效控制群体性交发事件发生：一要保持畅通的公力救济渠道;二要坚持社会公平的制度取向,防止贫富差别日益扩大;三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四要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浙江东阳事件和厦门“PX”事件为例

随着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和公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不同于其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地域性、可预见性、反复性，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政府、企业与公民三者权益的博弈，对浙江东阳及厦门PX项目两则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的利益格局、     

邻避型群体事件频发:成因分析与应对策略

中国已经进入了邻避型群体事件的高发期,近年来,邻避型群体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许多重大事件相继爆发。邻避型群体事件频发高发的原因主要有:事前民众参与缺位,民众利益被漠视;政府公信力低,政府与民众沟通不畅;邻避设施信息不透明,环评报告失真;政府应对这类事件的能力不足,处置方法不当;民众风险规避心理和"闹大"心理;民众合法维权受阻,选择实施非合法方式。有效应对这类事件,需要打破政府"代民做主"的决策模式;构建公开透明的协商对话机制;建立受损民众的利益补偿机制;严格邻避设施的"环评"和"稳评";提高政府应对这类事件的能力;将邻避冲突的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民众期望、政府行为与政务舆情回应效果——基于“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的案例深描

民众期望是理解我国当前舆情治理低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指导新时期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取向。借用行为经济学中的“期望失验”概念来解释民众视角下的民众的心理预期与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绩效之间的差异。构建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政民互动与舆情演化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民众期望和政府行为两个方面解释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期望失验的形成机理,并以“L县学生坠亡事件”为典型案例,通过“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深入考察了微博中呈现政民互动的多重行为逻辑。研究发现：（1）政务舆情事件中,谣言发生、群体冲突、舆情升级等是地方政府回应低效的外部表现,其根本在于其回应未能满足民众的内在期望;（2）地方政府通过事实澄清虽可以快速满足民众的信息期望,但情感期望失验所积累的公信力危机短期难以修复;（3）问责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以摆平策略为核心的回应行为仍然是其自发选择,公信力危机则成为政府回应低效下的产物;（4）民众对政府行为的预期是随着舆情信息环境变化、政民互动与博弈的加深逐渐调适形成的。未来如何实现民众理性期望满足与公共权威秩序维护之间的平衡,是学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着力点

对群体性事件，应该把视角从应对、管理进一步发展到治理。治理的主要任务不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中介组织、政府与民众等多元力量的互动、沟通与配合。论文从治理理念、理论指导、主要目的、方式方法等提出了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着力点。     

软法在社会公共治理领域迅速崛起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临社会利益群体越来越多元化，人民群众法制意识逐渐提高，民众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迅猛觉醒，网络舆论蓬勃兴起，社会群体性事件频繁的趋势，各级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要不断与时俱进，提高执政能力，重视学习和研究软法。     

民众脆弱性与危机管理——心理契约的分析角度

民众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做出何种心理与行为反应,是贯穿危机管理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其中脆弱性是常见现象。在公共危机事件本身的危害性和政府应对能力一定的条件下,危机的实际损失将主要取决于民众的脆弱性状况。化解民众脆弱性,要重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心理契约：危机前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以铺垫危机心理契约的建立;危机中透明公开,积极行动,满足公众期待,以巩固危机心理契约;危机后抓住关键节点,心理救治,不断学习和改进,以促进心理契约的升华,从而化解民众脆弱性,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     

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     

农村环境抗争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危机

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是导致农民群体抗争呈现出暴力特征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表现在:利益结构的失衡、政府能力危机和信任危机;地方政府因各种利益问题而忽视、拖延和压制农民的环境诉求;地方政府在整合不同利益群体、保持政府中立性、管制等方面的能力在不断弱化;农民的政府信任程度也在下降。这三个因素是农民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升级,呈现高冲突性的重要原因。     

论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地方政府治理改进

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既与我国社会转型造成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等原因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不力有关。地方政府应树立危机意识,提高管理水平,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化解矛盾,不断提升预防和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     

关于PX事件引发的思考

近来,国人经历了历史上最脏的空气,直接感受到了经济快速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围绕PX项目上马问题的讨论逐渐活跃起来,甚至上升到民众与政府关系的论战的程度,从2007年厦门PX项目因市民反对搬迁至古雷半岛,到2011年大连福佳PX项目防波堤发生溃坝,首度发生大型群体性事件;     

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模式、原因及其防范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乃至可能或已经产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模式主要有四种：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由网络谣言而恶化或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网络发动模式以及境内外敌对分子发起模式。当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原因主要有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网民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网络规制不完善、少数地方政府损害民众利益以及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方法不科学等。防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采取建立健全防范协作机制、加强网络真情引导、及时掌控事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构建利益整合机制等措施。     

微信民主和制度吸纳:基层治理中微信政治参与的激进化——以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抗议事件为例

迅速发展成为国内第一大社交平台的微信,开始被公众用于影响基层政府过程。针对基层民众微信政治参与激进化的端倪,以新近发生的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抗议事件为案例,主要采取观察法、访谈法,分析了官方公众号、民间公众号、朋友圈、聊天群在此次事件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作用,归纳了微信政治参与激进化的原因,指出微信与基层民主间存在着耦合关系,从自下而上、上下互动、自上而下三个层面提出通过制度建设吸纳微信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     

从环境群体性事件看中国地方政府的环保困境

随着国内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地方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其合法性不断受到公众的质疑,宁波市镇海区炼化事件的发生、升级及最后的解决方式都充分暴露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环保职能不健全和制定环境政策时公开化程度低的不足。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寻求合法性的关键要素,十分迫切和重要。无论是完善环保职能还是优化绩效评估标准,抑或是进一步公开决策程序,这些都是调和政府与民众、环境与经济之间分化和冲突的重要途径。     

从环境群体性事件看中国地方政府的环保困境简

随着国内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地方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力量，其合法性不断受到公众的质疑，宁波市镇海区炼化事件的发生、升级及最后的解决方式都充分暴露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环保职能不健全和制定环境政策时公开化程度低的不足。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寻求合法性的关键要素，十分迫切和重要。无论是完善环保职能还是优化绩效评估标准，抑或是进一步公开决策程序，这些都是调和政府与民众、环境与经济之间分化和冲突的重要途径。     

“经济人假设”视角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基于“经济人假设”为视角，以“靖西事件”为个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政府、企业和民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至上，忽略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责任缺失；民众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民众信息不对称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政府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企业加强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健全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完善处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立法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与政府规制对策研究——以“三鹿奶粉”事件为警示

“三鹿奶粉”事件是继“大头娃娃”事件之后又一社会影响巨大,造成民众食品安全恐惧和“中国问题制造”的严重企业责任与经济安全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尤其是一再恶化的食品安全问题暴露了我国现有企业责任、政府规制和食品安全治理的严重缺陷与不足。我们基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激励兼容与信息对称理论,经济责任兼法律社会道德责任理论,借鉴国外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与社会参与的有效经验,提出我国食品安全保障的对策建议。通过加强政府规制,促进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功能有效发挥,强化食品安全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完善食品安全的社会诚信生态体系,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何以发生——对1189起群体性事件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1189个群体性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程度与其暴力程度高度相关,但呈负相关。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中的组织程度与其暴力程度之间是反比关系,暴力化的群体性事件更容易发生在低组织程度状态下。实际上,有组织的表达活动更容易强化行动风险、责任及其坐实的认知与评估机制,这有助于集体行动的自我约束。如果被抗议者和政府能够理性回应民众的抗议行动,民众有组织的表达和抗议活动就更趋于和平、理性和有序。就此而言,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在于民众的组织化而非碎片化。因此,应当深入反思和科学评估新时代民众集体行动组织化与其暴力性的关系,调整相关法律和政策。     

当前我国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成因与应对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数目上的激增,其中涉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了很大一部分,给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形势严峻。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环保意识淡薄而监管不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堵塞导致自身利益受到侵害后无法得到补偿等。在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规模日益扩大、对抗性趋于激烈、情况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应对涉环境群体性事件,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