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规蹈矩”:官吏对法治的责任

“循规蹈矩”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中一直视为“保守”、“僵化”的代名词。这种贬义不应带入我们正致力建设的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规”、“矩”就是法律,我们唯恐人们不“循”不“蹈”。对于现存的法律秩序,我们决不能提倡官吏在修法程序之外“大胆创新”、“打破常规”、“冲破束缚”。在法治社会,“规矩”即法律有着特别的涵义,官吏“循规蹈矩”因而有着特别重要的     

"电子狗"反侦"电子眼"

为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各地交警部门在市区红绿灯路口安装了闯红灯拍摄仪,俗称“电子警察”。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专门对付“电子警察”的“电子狗”应运而生——现状“电子狗”躲躲藏藏“请注意,前方有摄像监控。”某日,笔者搭乘同学的车从泉州家里回报社,在车上不断听到这样的语音揭示。据介绍,这是车上安装的“电子狗“”嗅”到“电子警察”发出的警报。所谓“电子狗”,专业术语叫“反雷达测速仪”。由于型号不同,有的像钢笔直接插在点烟器上,有的像“掌中宝”手机安装在车头副驾驶座上方,有的则隐蔽在车上其他地方“。电子狗”…     

关于更新若干基础性法观念的构想

“人民内部矛盾”、“政法”、“政法干警”、“群众”等基础性法律话语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不了法治时代的要求或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逐步更新。“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在当代中国已失去逻辑合理性,最好代之以“常见社会纠纷”。“政治”和“法律”这两个指代不同社会现象或对象的词组合在一起成为“政法”一词,是人为的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它过去不是一个合格的概念,现在也没有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的现实基础。为了避免因为使用“政法”、“政法工作”等话语而可能会产生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和不良影响,宜用“法务”、“法务工作”的提法取代“政法”、“政法工作”。“政法机关”、“政法干警”宜改称“法务机关”、“法务人员”。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群众意见”等话语与法治原则和法的精神相冲突。建议用“一部分民众”、“一部分公民”、“一部分人”的提法来代替在“人民大众”意义上使用的“群众”一词。基础性法律话语的更新是法治或法制进步的记录,它反过来也会有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法治成果和促进法治的进步。     

副词“在”字用法探索

本文讨论的副词“在”指表进行或持续意义的,不涉及“正”和“正在”。“在”要跟动词性词语或形容词性词语构成一个结构体,例如“在哭”、“在大起来”。为行文方便,们把V、VP、A、AP叫做X,“在 X”结构体叫做“在X”。一“在X”的构成1.1 对V/A的选择1.1.1 对V的选择由于“在”表示动作的进行或状态的持续,因此;V必须本身具     

“法律”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实践的交流中比较考察

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省直管县”相关概念辨析

近年来,国内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学界在对“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概念混淆和滥用现象.本文对“市管县”、“省管县”、“财政省直管县”、“行政省直管县”、“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模式及其演进逻辑.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名”辨

在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年代,“名”与“利”二者双双被“打入冷宫”,同时也“涌现”或“塑造”或“树立”了许许多多不为名、不为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先进典型。这些“英雄人物”和“先进典型”的光辉业绩,深深打动了我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的心——我立下志愿: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做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由此,对于“名”与“利”的一种超然而不屑的心态在我的灵魂深处萌生开来——这或许就是当时所说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种革命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主要标志是我在后来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利害关系要件分析

“利害关系”可以被分解为“权益”和“因果关系”两个要素。“权益”要素的判断存在“法律上权益说”和“事实上的权益说” ,但二者在实践中呈融合之势 ;“因果关系”要素操作性不强 ,难以把握 ,在全球呈枯萎之势 ;在“法律上权益说”的构架下 ,“因果关系”有被“权益”吸收的可能。我国宜采用“权益”要素为主、“因果关系”要素为辅的模式解决原告资格问题。     

荷花佛教寓意在唐宋的演变

荷花在佛教中象征着“不染”、清净,有“不不染”与“而不染”两种发生途径。中唐以后,随着佛教的变化、禅宗的兴起,荷花“不染”的发生途径呈现了从“隔”(“不不染”)到“即”(“而不染”)的总体态势。到了宋代,理学家以儒解禅,对荷花的“不染”进行本体思考,指出“向上一路”,荷花成为士大夫人格象征。此外,在中国学中,“青泥莲花”特指有才德的妓女,这是荷花佛教寓意在中国“向下一路”的发展。     

辨析“查”与“察”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与“检察”是两个常用的术语,其中的“查”与“察”读音相同,也许是因为此缘故,时下的一些报刊杂志乃至电视屏幕上,常把“侦查”误为“侦察”,“检察”误为“检查”。如有的将“侦查终结”写为“侦察终结”,更有个别公安机关,将“刑事侦查科(处、大队)”的牌子写为“刑事侦察科(处、大队)”;有的将“检察院”写为“检查院”。前者在于分不清“侦查”     

谁掀起了北大“研招”改革风浪

在“朱苏力拒收甘德怀”、“陈丹青愤而辞职”、“贺卫方罢招硕士生”等事件接二连三的大背景下,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改革一点“风”,在社会激起的自是千层“浪”。     

劳动派遣是“鸡刀”还是“牛刀”——我国劳动派遣的现实本质及其矫正

既然“杀鸡焉用牛刀”,那么“杀牛”可用“鸡刀”吗?然而,我国现实中却有“杀牛”用“鸡刀”的实例。例如,对于解决就业问题来说,劳动派遣在西方国家只不过是一把“鸡刀”而非“牛刀”,但在我国现阶段却被作为一把“牛刀”在使用。本文就是由此引发的思考。     

无人倾听的讲述

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谈到“original (独创性)”一词在18世纪的转义。从中世纪开始,“original”意指“从最初就已存在的”,至18 世纪,才转变为“无来源的、独立的、第一手的”。这种含义的转变是天翻地覆的,“从最初就已存在的”,强调“有来源”,与“无来源”之意截然相反。“novel(小说)”一词在18 世纪后期才广为使用,“novel”含有“新颖”之义,这也折射出人们对“求新”的独创性标准的认可。正因为18世纪之前的独创性标准重视“言出有据”,乔叟、弥尔顿、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或取材于历史,或取材于《圣经》。波斯纳在     

建设廉政文化 营造勤廉氛围

山西省太原市积极寻求廉政文化与反腐倡廉教育的结合点,不断创新载体,拓宽领域,丰富内容,使党风廉政宣传教育从“文件”走向“文化”,从“会场”走向“广场”,从“机关”走进“社区”,从“社会”走进“家庭”,用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占领思想“阵地”,在全市营造了尊廉、崇廉、守     

贝·布托的悲剧及其他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我们最常听见的语汇中有一个“苦大仇深”。这“苦”,叫作“阶级苦”;这“仇”,叫作“阶级仇”。受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之苦,对反动统治阶级充满刻骨仇恨,是为“苦大仇深”。据说“苦大仇深”了,“阶级本质”就好了, “阶级觉悟”就高了,就不会“翻身忘本”了,就会“拒腐蚀永不沾”了,等等。然而张子善、刘青山们的“事迹”说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在中国没那么简单,在外国也没那么简单。     

铿锵履职奏强音——平利县县镇人大代表规范履职工作剪影

“隐身”的代表“苏醒”了,“挂名”的代表“收手”了,“服软”的代表“碰硬”了,“凑数”的代表“露怯”了.在平利,说起人大代表这个群体,业内业外均能说道一些大为不同的变化. 这些变化,源起于该县在加强和改进县镇人大规范化建设中,针对代表履职打出的一套“组合拳”,通过“强身健体”、“化淤解毒”. 激活了代表履职的一泓清水,铿锵有力奏响了规范履职最强音!     

“严打”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注意把握“严打”与依法办案的关系。 比较前几次的“严打”斗争,此次“严打”较以往最大的不同即是强调“一切依法进行”。中央部署“严打斗争”的开始,就明确指出“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在法定期限内从快进行打击”。但在“严打”过程中,有些执法人员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存在强调“严     

贝·布托的悲剧及其他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我们最常听见的语汇中有一个“苦大仇深”。这“苦”,叫作“阶级苦”;这“仇”,叫作“阶级仇”。受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之苦,对反动统治阶级充满刻骨仇恨,是为“苦大仇深”。据说“苦大仇深”了,“阶级本质”就好了, “阶级觉悟”就高了,就不会“翻身忘本”了,就会“拒腐蚀永不沾”了,等等。然而张子善、刘青山们的“事迹”说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在中国没那么简单,在外国也没那么简单。     

清代“杀死奸夫”的立法及司法实践

“杀死奸夫”从春秋时期即有记载,及至清代,“杀死奸夫”的立法达到了最为繁复的程度.但“杀死奸夫”适用中的“登时”、“奸所”等限制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导致“杀死奸夫”的律条和例条在使用中存在众多不合理的问题.“杀死奸夫”的立法在维护传统社会中的伦理上的道德意义比法律适用上的意义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