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策终结的困境及其治理——基于组织创新的视角

当前我国政策终结的困境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政策短缺与政策过剩悖论导致政策终结甄别难度加大;程序法建设迟缓致使政策终结科学化执行标准欠缺;潜在的权力或利益损失弱化了政策终结动机与措施。通过构建政策终结管理工作组来专司政策终结领导和监督职能,为政策终结提供卓越的领导力,对促进政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不失为一种组织视角的大胆尝试。     

政策的终结与“终结的政策”

政策终结实质上是决策者的再决策行为。政策终结有利于节省政策资源、提高政策效率和优化政策系统。但是,当前我国政策终结失范影响了政策终结工作的推进,从而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因此,尽快建立与健全“政策终结的政策”是推进政策终结顺利进行的根本。     

政策地位:政策终结中一个被忽视的影响变量

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政策终结的深层阻滞因素——组织利益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论是政策功能的完成还是组织机构的结东抑或是政策的法律化，都会导致政策的终结．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一项政策的终结却存在诸多阻滞因素。其中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但深层次的阻滞因素是组织利益。为推动政策的终结，本文在分析组织利益这一阻滞因素的基戏上，提出了针对这一阻滞因素应采取的对策。     

食品免检制度终结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视角

公共政策终结是指一项公共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对已经实现了其目标而不再需要的政策或无效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运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对食品免检制度的终结作政策学意义上的分析,对食品免检制度终结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进行简单梳理,并对政策终结的机会之窗--"三鹿奶粉"事件作深入探讨,从而得出结论:机会之窗和政策终结倡导者是政策得以终结的关键因素.     

引致政策终结的外因研究

公共政策过程本是一个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环节构成的完整周期,但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受到诸多障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终结,这就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过低的政策绩效。因此,促使那些过时的、无效的公共政策得以终结应摆上当前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引致政策终结四大外因是:触发机制、政策评估、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和公共舆论的推力。     

试论政策评估的焦点及其标准

政策评估应该聚焦于什么内容与政策评估有哪些标准，这是政策评估中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政策评估不是“数豆子的游戏”，它针对的是政策影响而非政策输出。政策评估关注的是政策结果带来的影响。政策评估标准基于多维理性，这些标准主要包括政策效益、政策效率、充分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当性。政策评估的公平性标准更是涉及个人福利最大化、保障最低福利、净福利最大化、再分配福利最大化的公平思路，阿罗悖论、阿马蒂亚·森选择模式、帕累托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等为政策评估的公平性标准提供了有益借鉴。     

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典型事件会触发公共政策的突然终结,政策评估有利于促使公共政策的正常终结,政策环境变化将导致公共政策的提前终结,公共舆论氛围往往推进公共政策的加速终结,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促成公共政策的顺利终结。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     

公安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及功效微探

公安高职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在培养铸造学生忠诚警魂过程中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要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功效，必须做到“一个优化，两个衔接，三个创新，四个坚持”。     

试论政策终结的外部诱发因素

政策终结作为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议程的建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政策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政治价值的导向以及财政困难、政治价值的导向等政策系统内部的因素之外,政策系统外部的诸如政策促进者、社会舆论、政策监控、政策评估、触发机制等因素同样能够引发政策终结。显然,深刻把握政策终结的外部诱发因素,结合内部因素的相关研究,对政策终结议程的设立有显著意义。     

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障碍及其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本文对政策终结的涵义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文章分析了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并归纳为四点:利益因素,组织因素,程序因素,成本因素。针对障碍因素,本文寻找出一些对策以推动政策终结。     

试探性信息在政策终结中的应用与完善

试探性信息是政策终结的重要策略之一，对政策终结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又存在异化的可能。为了防止试探性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异化，需要研究试探性信息的主要特点、作用和主要的传播途径。进而解决在何种情境下选择传播试探性信息，通过何种途径进行试探性信息的传播，在试探性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等问题。     

从决策角度看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夭折

列宁把苏俄的国内经济政策从“军事共产主义”①转向“新经济政策”，从决策角度看，不仅表明了列宁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非凡能力，也与当时苏俄社会存在的民主气氛有关，社会方方面面对苏俄政府改变经济政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联经济最具活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最快的时期。这一政策的终结虽然与新经济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党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苏联决策体系的变化有关。     

地方政策创新如何上升为国家行动：一个政策属性的分析视角——基于河长制的案例观察

地方政策创新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从政策属性分析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研究积累还需拓展。因此，基于多源流理论框架，借助河长制这一水治理的中国创新方案，尝试从政策属性的视角阐释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运行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河长制所蕴含的“价值可接受性”与“技术可行性”的政策属性，使其政策方案最大限度适配了新时期国家治理需求，是河长制能够从地方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行动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河长制适配了管理体制稳定与治理机制灵活相协调的选择原则、政策效用与政策成本相均衡的选择标准、地方创新实践与中央权威调控相结合的选择模式。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之治的运行特征，也能够为地方政策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政策试验如何触发——兼析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的启动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科学方法之一,它被应用于政策过程进而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试验。选点是政策试验的首个环节,它意味着政策试验的触发。现有理论对政策试验触发机制的研究存在较大局限。触发政策试验的根本原因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基于中央和地方对政策试验是否积极,政策试验触发机制分为上下互动、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等三种类型。上下互动型政策试验触发较易发生,典型案例是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的启动。     

美国智库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由知识精英组成、以“思想”为产品的美国智库，在美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设定议程、政策审议和政策制定三个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力。美国智库主要通过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发布研究成果，建言于政府，担当“二轨外交”的角色，并从一定程度上引导舆论。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智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服务行政的角度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

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各级政府改革的目标.在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下开展公共政策终结工作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由于现阶段我国特定的决策制定方式,政策终结法制建设滞后,政策终结过程中忽视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补偿等原因,导致政策终结工作存在诸多问题.为贯彻服务行政的理念,可从树立服务行政理念、扩大社会参与、加大政策终结利益补偿力度等角度来推进公共政策终结工作的开展.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试论政策终结要求下的政策参与促动

政策在完成使命,或者无法发挥预期功能条件下,如果不能及时地终结而继续运行,往往会带来资源浪费、机构臃肿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存在利益的纠葛和冲突,政策终结通常很难顺利的开展和完成。要达致及时、有效的政策终结,除了要合理利用政策终结的内部力量(主要来自政策的权威主体),还要充分发挥政策参与的外在动力。基于当前我国政策参与的弱点与不足,有必要采取措施进一步促动公众政策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