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用法”问题研究

"公民用法"与公民守法、知法等概念有着质的区别,它能够使法回归于社会,改变政府的法治角色,提升公众的法治认同度,使法由支流变为主流。"公民用法"意味着一国法治进入了相对较高层面,是对传统法治理念的升华或拓展;也意味着公民与法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然而,在我国法治系统中"公民用法"还是一个盲区,具体表现为:强调了执法机关的用法行为,疏忽了公民的用法行为;强调了公民的守法意识,疏漏了公民的用法意识;强调了法治的社会化,疏漏了法治的个体化;强调了国家治理的进路,疏漏了公民自治的进路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塑造公民后现代法律意识,确认公民对法的选择权,提高公民对立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承认公民作为法治主体的身份,政府应当转化法治主动者的角色。     

环境公民身份:形成逻辑、理论意蕴与法治价值

社会时代的变化始终影响着对公民身份及权责的诠释,与环境议题相关的环境公民身份是环境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公民身份范式。安德鲁·多布森、约翰·巴里、詹姆斯·康奈利等学者从不同侧重面对环境公民身份进行了理论建构。环境公民身份内含权利与义务统一、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相容、民主参与与国家治理互动的实质意蕴。环境公民身份理论具有修正环境法目的偏差、引导公民环境责任规范创新、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构的法治价值。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法治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对公民的惩罚必须要有正当化根据。"过度刑法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一种病态现象,反映在立法、司法和思维多个层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具有高度的社会风险与危害,它将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导致国家司法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削弱刑法的公众认同,阻碍社会的创新。防止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必须确立刑法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机制。当前,我们必须反对刑法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回应,强调刑法的司法法属性;要积极提倡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小化;坚守近代社会所确立的刑法保护公民自由这一根本使命。     

协商民主理念下加拿大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的路径选择及对我国的启示

协商民主相对于参与民主而言,通过理性的协商对话消除冲突等不和谐因素,实现公共利益,更强调参与的深度。加拿大特有的国情为协商民主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是其环境法制革新的民主化方向,公众以政府与公民社会新型关系的参与路径确保协商主体的平等性;公众以环保专业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参与路径促进理性协商;公众以环保社团参与路径为主确保协商的团体优势;公众的全方位救济途径确保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当前我国在协商民主大环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路径应该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实施";变"松散参与"为"社团参与";变"无为参与"为"专业参与";变"单一救济"为"多元救济",从而实现积极、有序和有效的公众参与环境法律实施。     

国家治理逻辑演变下中国环境管制取向:由“控制”走向“激励”

在中国环境管制模式转型问题上,主流理论给出的"药方"是以多元共治模式作为替代选择。这种思维的偏颇之处在于孤立又单纯地讨论"模式替代"而忽视模式内部是否存在"自我进阶"的可能性。国家政治体制、制度特征和治理逻辑等政治因素对环境治理的深刻影响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研究证明,在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演变为核心的国家治理逻辑下,中国环境管制模式"内部取向"存在一条自我发展的轨迹,即从"控制"走向"激励"。前者体现国家对自然、公众与企业的控制,是在工具理性认知下,确保秩序与稳定、发挥"消极抑负"功效;后者则凸显对自然的尊重、对公众权利与企业利益的激励,彰显价值理性认知,寻求秩序与表达兼容以及"积极增益"功效。继而为进一步促成"激励"的完全进阶提供思路和建议。     

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

作为治理机制创新的缩影,共治模式意味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业已从监管中心主义适时转向协力互补的善治轨道,具有良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意涵。信任是共治模式中整合多元力量、凝聚各方共识的制度纽带,然而其在公众指向监管部门、科学社群、市场主体等方面相继发生断裂,表明食品安全共治在公权力执法、知识治理、市场规训等多个维度遭遇"失灵"。引发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既关涉"运动式执法"不当取代法理型支配,也涉及科学社群无力塑造知识权威,同时与公众风险感知的社会属性息息相关。从整体主义视角看,应当以系统性的进路,改善监管部门的执法信息基础及其危机性风险交流方法、构筑科学社群的平衡约束机制、建立消费者认知教育制度,进而在普遍意义上稳定公众预期,重塑共治模式的信任纽带。     

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

网络公共空间能够形成、传递和表达公众的意志和利益,是政治过程的初步形态,反映了社会的自由化。法治应用于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要求建立满足不同主体需求的秩序结构,同时保障民主价值和公民的自由权。它形成建设法治社会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双重治理目标,也体现了网络治理的双重结构。软法之治和硬法之治是不同的工具,它们既明确了责任主体,也充分利用了服务商和公众的参与。作为两种效力实现模式,过程控制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司法控制则是法治终端,其成效不彰影响治理效果。国家针对公民信息自由的积极义务主要是信息公开和打击谣言,针对言论自由主要承担消极义务。当以国家义务之履行检视治理行为的合宪性。     

善治理论下的我国治安管理模式研究

善治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惟一权力主体,而是强调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追求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公民积极参与管理以及推进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善治理论提出的"良好的治理"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我国治安管理模式改革的参照。     

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现代取向——基于农民政治参与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参与方式影响着乡镇政府治理模式的形成。当下,浙江台州乡镇治理转型的现代探索——民主协商下善治式乡镇政府的本质特征在于,乡镇政府与农民对农村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它既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同时也使国家与农村社会在乡镇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进而实现了官治与民治的契合共治。     

行政法结构失衡与行政诉讼功能变迁——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维度

结构功能主义者视角中，结构是社会系统的框架模式，功能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实际运行，结构的变迁必会导致功能的调整。合作理念与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行政法结构的平衡，在消极立法、积极行政的情境下，司法理应发挥利益协调的社会整合功能来缓解这一结构的紧张关系，以维系结构的适应能力。     

从危害防止到风险预防:环境治理的风险转身与制度调适

"危害"和"风险"分别是传统秩序行政与当下风险行政的核心概念,语词之分的背后蕴含着制度应对的实质差异。危害防止强调对确定性损害和可预测危险的预防和阻止,是现代环境法应对的重心;但随着风险社会勃兴,对不确定风险的预防也逐渐成为国家应当承担的基本任务。我国环境立法已经对风险预防有所回应,但仍然存在风险预防法律地位不明、风险治理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需要以预防原则为接口重塑风险预防在环境立法中的表达方式,以公私合作为基础建立环境风险治理的治理框架,并以程序理性为内核建立环境风险治理的裁量控制机制。     

公众理解科学:模型变革与范式改进

"公众理解科学"(简称PUS),是理解现代社会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范式。它以公众"知识的缺失"为前提预设,强调科学家填补"认知鸿沟"以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必要性,因而也被称之为"缺失模型"。但建立在缺失预设基础上的PUS,连同其先见命题"无知导致猜忌与落后"以及基本推论"科学家自上而下传递知识即可改变公众无知状态",在逻辑推理与实践应用中都遭到了否证。在面对缺失模型本身缺失困境时,诸多学者从内部和外部提出了各种修复策略:或者反转PUS,强调科学家自我反思理解公众的重要性;或者主张打破认知的不对称性,实现科学与公众的平等对话;或者提倡公众参与科技决策与项目研究,构筑新的"公民科学"的知识生产格局。应该说,这些反思、对话、参与策略模型与缺失模型之间既有断裂也有关联,因而可以把它们统一纳入到PUS中的"理解"范畴视域下加以把握"理解"与缺失、反思、对话、参与之间的复杂联系,并借由对诠释学"理解"观的转译衍伸以重新理解PUS的价值以及化解科学的公信力与合法化危机。     

论制度逻辑框架下环境治理模式之转换

环境治理包含国家、科层制和公众三种相互交织的制度逻辑。当这些制度逻辑与我国的权威体制相结合时,就催生了权威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科层制逻辑的运行,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异化,减损了国家环境法律的实际功能,隔断了公众与环境事务之间的关联,给环境治理带来诸多困难。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是这种权威型模式的完美替代方案。它在性质上是合作的,在主体构成上是多元的,在合作范围上是广泛的,在治理手段上是多样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新模式的运行逻辑是"参与+合作",有别于权威模式下的"权威+依附"。     

从理论到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新闻学

协商民主与公共新闻学是在西方政治学与新闻学领域兴起的对西方社会民主缺失的反思,二者皆强调公民作为主体参与政治的民主实质。大众传媒应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并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作有意义的议题设置,引导公众思考和作出决策,提供公共论坛,呈现各种不同观点,积极地推动公共讨论和论辩,以推进民主发展。     

应急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为例

应急行政决策是应急状态而非紧急状态下的决策,与常规行政决策并非截然对立.公众参与并不必然导致决策低效,应急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决策民主化,更在于提升决策科学性,推动决策顺利执行以及有效监督决策权.有效的参与方式应利于实现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法治化的目的 ,并实现公众参与和决策效率的平衡.可以区分专家、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确定不同的参与环节、参与权限和参与方式.应提升专家和专业机构参与决策的主动性和权限,社会组织作为执行者参与决策,普通公民则以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参与决策.     

论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模式及制度框架

邻避风险规制所涉主体有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与技术专家等,他们在邻避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交流与风险管理中具有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基于风险知识的专业与信息的异化,不同主体在科学知识与社会价值方面会形成不同的判断与体认,这已使我国当前的邻避风险规制陷入恶性循环。打破恶性循环,需要重塑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合法性。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基于当代政治法律理论的支持,能够平衡风险规制中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符合我国社会现实需要,其制度框架由基本制度和操作性制度构成。     

积极义务、犯罪化与信息网络犯罪治理

我国刑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施加了一系列积极义务,体现的是国家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和刑法对网络共治原则的强化,在当下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但积极义务的违反并不具备刑法惩罚的当然性,国家有必要维护规范体系有序而合理的组合关系,避免将犯罪化作为塑造公民责任感的手段,合作义务的泛化及其带来的执法权限下放是存在法治风险的解决办法。我国未来信息网络犯罪治理的关键在于协同治理,在刑法领域,对积极义务的设定有必要秉持最小化的理念;在社会政策的整体性方面,需要国家妥善处理刑法与其他社会政策的有效合作。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公民型政府:变革时代的政府样态选择

在变革时代,科技的发展、文化的交融、社会风险的增加、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壮大、治理时代的到来等为政府样态的选择提供了崭新的时代背景,为了适应这一时代背景,避免政府出现不适、紧张甚至"失败",公民型政府以其模式的参与性、目标的服务性和执政的高效性在变革时代的政府治理中成为了政府的样态选择。本文通过对变革时代特点的梳理以及对公民型政府特征的分析,论述了公民型政府作为变革时代政府样态选择的应然性。     

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风险规制是公众和专家运用各自所掌握的关于风险的事实和价值知识进行交涉、反思和选择的过程。公众的风险知识通过民主参与实现规制过程之合法化,专家的风险知识通过技术理性实现规制过程之合法化。在风险规制的价值目标确定方面,公众的风险知识具有优越性;而在风险规制的手段确定方面,专家的风险知识具有比较优势。就我国风险规制现状而言,由于公众的风险知识存在参与不足与过度参与的弊端,而专家的风险知识则存在理性不足与独立性不强的缺陷,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为实现这两种风险知识的融合与统一,重塑风险规制过程的合法性,就需要通过改进参与程序与改革风险规制机构来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