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借鉴

以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为基本特征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进行结构设计时普遍遵循的原则。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的上述基本特征进行阐述,发掘隐藏在现实组织形态之中的官僚制原则的合理性,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科层化组织"的低效率,并非理性官僚制原则使然,实则是组织设计的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造成的。我国的政府公务员系统的官僚化、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因而以理性官僚制建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是一种可行的有益尝试。     

试析中国转型期官僚制的去向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是一种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明确规则为主线,强调规范化和高效率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性类型"。对比理性官僚制组织的特征,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的现状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我国的理性官僚制严重不足,另外我国目前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一特定的行政环境决定了我们当前的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加强理性官僚制的建设。     

以客户驱动理论革新公证机构管理和运行模式

正客户驱动理论是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讲到客户驱动理论,不得不先提到"政府再造"理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发起了一场"政府再造"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改革,重塑政府角色和职能,从而使政府更有限、更负责任、更高效和更民主。"政府改造"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建没"企业型政府",而"企业型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顾客导向",即"客户驱动"。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公共管理学家麦克尔·巴泽雷在他1992年撰写的《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一书中提出:传统的官僚制行政管理模式已遭到严重批评和     

借鉴与超越官僚制——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选择

中国这艘航行在发展大潮中的巨轮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这就对身为掌舵者的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权力结构更加合理、政府执政形式更加高效、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等等。然而政府却面临着传统官僚制的影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双重压力,所以行政改革势在必行。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的行政改革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扬弃中国传统官僚制中的消极因素,吸取精华;另一方面吸收理性官僚制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国情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超越。这是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选择。     

公共行政中的责任

公共行政责任是社会制度安排与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传统时期公共行政中的责任,是建立在统治者及其官吏个人的道德修养上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官僚制,是一个责任中心主义体系,但它把人的情感等排斥在公共行政体制之外;新公共管理则试图构建一种政府与公民、企业、第三部门等互动、互助的责任体系。     

浅析官僚制的利弊与中国行政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受到了来自全世界范围的抨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真正能代替官僚制的理论。中国行政由于传统文化的惯性及其他历史性因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因而我国的行政改革,要在吸收官僚制的优点,弃其弊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理性化官僚制。     

行政国家: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蕴涵

"行政国家"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与行政法学等学科的一个基本概念。作为学术概念的行政国家,源于施米特等人对魏玛议会民主制的深层忧思。作为国家建设实践范畴的行政国家,是现代社会大转型的必然结果。没有现代民主政治,没有国家权力的分工机制,没有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就没有行政国家。行政国家包括三个维度的意涵:行政国家是一种"政府国家",相对于市场与社会,政府的力量显著增强,政府权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国家是一种"执行国家",相对于立法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空前壮大,行政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行政国家是一种"官僚国家",相对于政治官员,官僚体系在政府过程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关于我国政府雇员制的几点思考

自2002年吉林省率先在全国推出"政府雇员制"以来,"政府雇员制"这一新的概念就引起了学界的广大关注。它的出现改变了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用人体制。本文指出探讨、研究和分析我国的政府雇员制将有助于提高政府组织绩效。     

中国行政管理模式探讨——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具有精确、稳定、纪律严明、可靠和效率高的优点,西方政府部门都是在这种模式下建立起来的,然而自70年代以后,官僚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在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官僚制的行政模式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而中国多元社会形态并存,这在客观上要求既要加强官僚制,又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中的许多原则和政策建议,从而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走向后官僚制时代：公务员价值取向的转变

官僚制度下形成了官僚制组织及其成员以理性为基础的价值取向,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官僚制组织及其理论受到了冲击,新的社会需求要求政府公务员树立新的价值取向。我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对官僚制组织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的过程中,应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务员价值取向。     

官僚制视角下中西行政改革实践探析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对人类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专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官僚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方国家都掀起了行政改革的热潮,从官僚制的视角看,本文认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实践是在步入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对传统官僚制的一种扬弃,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对现代理性官僚制不足的一种弥补。     

为理性官僚制的不足补课

人们常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两个概念混淆,其实官僚制是一种理性的行政组织管理形式,与政府及其官员表现出来的不关心群众,脱离群众不同。在现今许多西方国家都提出摒弃官僚制的时候,我们不能盲目跟风,而应结合我国自身的情况,为理性官僚制的不足补课。     

官僚制组织理论的认识与现实思考

官僚制是以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进入21世纪,官僚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结合我国自身的国情分析,我们不能盲目随大流,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现阶段在我国建立官僚制仍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吸收官僚制中合理的成分,为我所用。     

行政决策权力体制的效率分析

现今世界各国的行政决策多以官僚制权力体制为组织基础,而官僚制追求的专业化、科层制等级设置以及引发的“本位主义”倾向极可能产生效率隐患。就中国现有的决策体制而言,还存在公共决策权属不清、党政决策不分等造成的低效率现象。因此,必须重申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党政分开的权限前提,完善行政决策领导体制,在“功能分离主义”决策体制的基础上改进专业化方针,从多维度考察行政决策权力分合标准,确定决策权力分合的尺度,以实现效率目标。     

官僚制弊病的根源性分析

现代理性的官僚制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官僚制。这种官僚制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入应用，现实中的官僚制正在蜕化，官僚制弊病不断出现。官僚制弊病的产生根源于官僚制自身的缺陷，根除官僚制弊病，需要官僚制理性的回归。     

废除官僚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论文介绍了法默尔《杀死国王——后传统治理与官僚制》一书的理论贡献,并批判性评价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观点。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标志着后现代公共行政语言理论的形成;《杀死国王——后传统治理与官僚制》建构了后现代治理理论总体性框架,其中"想象的游戏"的认识论、"寻求的正义"的方法论和"艺术的实践"的实践论,从理论层面为我国重塑公共行政理论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关于官僚制的历史反思

本文针对官僚制的发展态势对其作出了反思,指出了官僚制的改进理路,并结合中国践行官僚制的历史进程,提出了实现官僚制"本土化"的可行性措施。     

对韦伯官僚制组织效率悖论的反思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在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学习型官僚制：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新视点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但官僚制的完善仍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因而对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官僚制依旧是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官僚制的缺陷和局限性要求必须对其加以矫正和改革,而学习型组织理论用于这一改革具有可行性。因而我们找到了塑造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组织模式的新视点,即,将学习型组织与官僚制进行优势结合,建构学习型官僚制。     

行政发展：追随？特色？——从行政环境的具体性看我国对官僚制的态度

世界范围内的行政改革自70年代起风起云涌,传统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受到巨大冲击,而我国由于受特定的历史、文化、制度、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行政体系中还存在大量的非规范性因素。从现实出发,我国行政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官僚制理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