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导语:中国场景下的治理逻辑

自“治理”成为一个学术性概念,进而演化为一个专门的理论和实践模式以来,研究者对其所作的阐释是多元化的。就其基本的指向而言,它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和市场制行政模式不同,意味着持续而稳定的多元化力量共同致力于现代社会中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中国语境下,究竟何谓治理?治理的价值和功能有何特殊之处?治理的基础和基本逻辑又是什么?这需要在中国场景下予以更多的讨论和检视,为治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作出更多的贡献。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寻求有效的管理模式来应对多元化的目标、任务和挑战,是治理研究的重要使命。治理的一系列主张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在实际的运转中对条件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发现和塑造治理的机制,以更好地使其成为求解“糟糕型”公共事务问题的一剂良方。就此而言,中国意义上的“组合拳”与“复合化”也许是在中国场景下透视治理的最为重要关键词。     

从“理想国”到“利维坦”——历史主义视角下国家观演变的逻辑必然

古希腊时期,个人与城邦关系紧密,城邦在公民心目中是一种追求至善的道德共同体形象,由此形成了一种整体主义的国家观:个人是城邦的工具.但随着罗马的世界帝国取代了希腊城邦,公共领域日益多元,国家对个人生活的统摄力逐渐被削弱,加之个人地位的提升使得在国家与个体之间开始出现有关目的地位的争夺.在基督教追求来世鄙弃现世的影响下,国家更被贬低成一种统治世俗社会的必要的恶,此种价值取向对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深刘影响.以霍布斯为例,他开始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重新设计国家的起源.     

中国国家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互动逻辑

正在中国这样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政府层级庞杂的单一制大国,地方政府担负着重要的治理职责。作为多任务的行为体并受制于有限的治理能力,地方政府在多目标的管理活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目标间的竞争。政治任务优先做、经济考核重点做、依法行政尽量做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现象背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这种现象所反映出的中国国家治理内在权力结构与互动逻辑又是什么?本研究旨在从结构与机制的层面出发,建构整合     

司法决策中的“父爱主义”管制逻辑

在包括赵春华案在内的诸多引发舆论关注的争议案件中,法官或许并非不是不懂得如何利用社科法学的判断能力与法教义学的裁判技术去弥合司法标准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巨大断裂,而更可能是基于其“父爱”式的社会“管制”取向而对司法后果的实质合理性问题做出了“爱之深,责之切”的价值决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保证良法的颁行能够导向预期的善治,法律必须以其作为“社会交往机制”的系统潜力而彰显其公理性与司法的合理性。只有首先确立基于交往原则和承认社会自主性的权力逻辑与法律决策结构,那种体现“人性化”“人文化”和“人权化”的方法论逻辑才有可能在法律的运作中获得国家体制官僚无法武断拒斥的实效。     

“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理论逻辑研究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政策议题和现实要求。基层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基础场域,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此,本文拟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下探讨基层治理场域内政党逻辑与治理逻辑的耦合机理,并从政治统领、思想引领、组织夯基、作风和纪律护航、制度贯穿五个方面来阐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以期对全面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党建+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有所裨益。     

中国犯罪治理的制度逻辑:以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

中国的犯罪治理实践在社会治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深刻理解中国经验并发展犯罪治理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的犯罪治理模式呈现出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的复合型制度逻辑,具体的经验资源包括:以"平安中国"为主线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将总体性的政策治理观融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借助枫桥经验联接国家主导与多元参与,实现治理权威与治理角色的重新分配;提升运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以最小的治理代价换取最大的治理效果;以"发展式预防""整体性治理"释放大规模社会建设活动的犯罪治理效应,实现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鼓励智慧技术的"赋能导向式"应用,激发技术治理的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潜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犯罪治理应树立整体性、长周期的治理观,为吸纳、升级中国经验奠定基础;倡导精细化治理理念,寻求有效治理与正当治理的平衡;总结、固定典型案例的成功模式,强调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中国走向“省管县”

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省管县”的探索。人们注意到，中央近年来在不同文件中对省管县改革问题已数度涉及，但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无疑是最新的表述，这也再次彰显出中央鼓励地方大胆探索、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心。     

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应急状态下的国家治理思考

“中国之制”源于“中国之治”的实践之中,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演进、互为表里。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竞争较量更为尖锐复杂,只有不断完善“中国之制”,才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为完成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提供制度支撑,开创“中国之治”的新阶段、新境界。     

教师：中国社会由“应然”走向“实然”的强大推动力量

社会不断由＂应然＂走向＂实然＂,教育功不可没。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是一个个＂应然＂走向＂实然＂的艰难历程,在这个艰难历程中,教师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大推动力量之一。     

论走向“税收国家”的中国遗产税之建制基础

税收国家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它与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重新审视税收国家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关联度,挖掘其合理内核,使之服务于中国遗产税的建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遗产税作为富人税,以其在缓解分配不公、鼓励勤劳致富、引导公益捐赠等方面的独到功能,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当前中国正在向税收国家转型: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政治上以法治国、社会国标准进行改革,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故遗产税的建制基础已基本奠定,今后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开征时机、开征障碍以及遗产税立法技术及配套措施上。     

风险社会理论范式下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协同治理

伴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环境冲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风险社会治理范式下,我国环境冲突的风险表现为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其中现实风险包括健康风险、灾害风险以及经济风险,而潜在风险表现为由环境冲突中的不确定因素所引发的政治、法律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后果。而在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态势,因而必须在风险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推进行政改革、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完善法律制度等手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公众的主体作用,提升并保障协同治理的实效与健康运行。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中国的“生产性激励”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2010年2月2日的《深圳特区报》上著文《两个积极性，一个不能少》说，中国为什么会取得长达30年的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发挥。为什么中国人民会焕发出这样冲天的干劲，白手起家干出这么伟大的事业？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在政治上、在社会政策上保障了人民的权利，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意义所在。     

中国国家治理的进路选择:财税治理及其模式转换

随着中国经济从粗放到集约转型,国家治理正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转向"共治、法治和善治"的现代治理模式。财税不仅要考量社会基础和国家性质,还要尊重市场机制,维持财税的中性特质。也源于此,财税治理必须与公共财政、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相适应,既要防范市场失灵,又要防范政府失灵。为此,应从横向层面加强代议制机构的民主职能,实现财税权力的合理配置;纵向方面有必要实行地方自治,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     

论美英证券管制中的“中国墙”

论美英证券管制中的＂中国墙＂李仁真李仁真女，１９５６年生，湖北省松滋县人。１９８１年本科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１９８４年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国际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著作有；《应用国际经济法》、《国际投资法》、《...     

行政处罚权下放：从“悬浮式治理”到“嵌入式治理”的逻辑理路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层治理往往处于“权责不对等”的悬浮状态。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权下放的内容为乡镇政府、街道办执法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通过赋权下沉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行政处罚权下放所倡导的“嵌入式治理”既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改革的要求,也回应了基层政府的迫切需要。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内在逻辑和制度逻辑四重维度对行政处罚权下放进行分析,以期阐释通过行政处罚权下放解决“悬浮式治理”困境的逻辑基础和历史必然,并找出从“悬浮式治理”向“嵌入式治理”转变的可行之路。     

从“确认”到“正名”: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

从历史上看,自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以来,先后颁布的众多中国宪法尽管千姿百态,但是,在这些宪法文本的背后,却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征:从确认到正名的内在逻辑线索。对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而言,确认是起点,正名是终点。从这条内在的逻辑线索出发,有助于全面地解释中国百年宪法一系列的外在特征。     

由竞争走向合作:中国地方法院区域协作的实践与改革

地方法院之间发起跨区域司法协作现象愈发普遍,并呈现为司法便利型、司法治理型和司法交往型等基本协作样态.通过互惠合作实现司法质效提升、响应区域一体化战略和公共政策目标都是法院寻求跨域协作的驱动因素,但将其视为进行制度创新式绩效竞争的策略手段才是深层的内在动因.竞争驱动下的跨域司法协作已出现模式同质化、内容务虚和目标模糊等...     

且看“健美猪”事件如何走向“反向治理”

“健美猪”事件，涉及中国的生猪生产大省，涉及中国最大的肉制品品牌。河南多地生猪养殖中使用“瘦肉精”，喂出的“健美猪”流入南京屠宰市场，流入双汇集团。     

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在此进程中,基层治理是最基础性的。通过在预算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实行预算民主,云南省盐津县在2014年实行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不仅在基层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基层民主,而且在基层治理领域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的民主治理模式,使得公共资金的分配更能满足公民的需要,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由于建立起一种共同治理,群众参与预算的实施也极大地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总之,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在基层治理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试点,它不仅对盐津县也对云南省其他地方乃至中国其他地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