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直销法出台前夜

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制度缺陷与制度建设”研讨会上，经济学家刘纪鹏说，郎咸平至少是赢得了民心的，那就是他突出批评了国有企业在搞产权改革的过程中，搞自买自卖式的MB0，搞官商勾结的腐败，这一点赢得了大众。但他认为郎咸平并不了解实际情况。“郎咸平非得把集体的看成国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人物

郎咸平炮轰宇通客车MBO;香港金王陈发柱涉嫌诈骗;“竞选天才”布莱尔三任英国首相;张忠谋欲退居幕后。     

国企改制的法律缺位及其原因探究--对郎咸平现象的法理学思考

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对郎咸平现象进行分析,指出法律空白、大量的行政规章代替上位法、法律不完备、法律移植的不成功、监管缺位等因素综合形成了郎咸平所谓的"法律缺位".渐进式改革和转型期社会的特点、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社会主流理念的错位、政府体制导致的监管失灵是造成国企改制法律缺位的根本原因.     

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的关联交易及中小股东保护——以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为例

2004年8月初,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在复旦大学进行了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演讲,他以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为例,指出某些国企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掠夺国家财富的不公平现象。其后不久,顾雏军以涉嫌诽谤罪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郎咸平。这就是所谓的“郎顾之争”。郎咸平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谈论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并探讨中国国企产权改革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郎顾之争本身。本文的主旨不在于探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郎咸平:我反对“国退民进”

2004年之夏,在经济界,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在内地掀起一场“台风”。这场被称为“郎飓风”的风暴在学界、企业界以及整个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 处于风暴中的两个主角分别是郎咸平和顾雏军。郎咸平因发表《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一文被起诉,顾雏军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一时间,“郎顾公案”成为当前证券市场的热门话题。     

略论我国MBO的特别法律规制

MBO是英文ManagementBuy—outs的简称，中文通常译为“管理层收购”，是指企业或公司的管理层通过购买他们所经营管理的企业或公司的股份，以改变企业或公司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一种收购行为。就我国MBO的法律规制而言，大体可以区分为一般法律规制和特别法律规制两部分。所谓我国MBO的一般法律规制，是指有关规制或调整MBO的一般法律规范或普通法律规范。按照法的效力等级，有关规制或调整MB0的一股法律规范包括所有有关MBO的法律(如《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信托法》、《民法通则》、《合同法》、《工会法》、《民事诉讼法》、     

国企产权改革的法治化之辩

由郎咸平所引发的风波早已超出个案之争的范畴,目前争议的焦点已集中到国企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上,其中尤以产权改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主。《法人》一向以促进中国产权改革法治化为己任,因此特举办此次论坛,试图就以下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和分析:评价国企改革成败的标准是什么?国有资产流失是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如有流失,流失程度如何,原因何在?在产权改革过程中,法律是否缺位,在法律执行方面又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反思MBO?在国企改革深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完善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律服务问题,即如何构建相对完善的国企改革法律保障体系?     

“郎咸平”现象

话题背景 眼下,中国经济界的热点似乎集中在了"一件事"、"一个人"身上."一件 事"是指宏观调控,"一个人"则是炮轰国企"私有化"改制的经济学家郎咸平.郎咸平有一句让人感动的话:"以保护国有资产和股民利益为前提的学术尊严和自南是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血价之争

2011年8月初，郎咸平在微博上与红十字会关于“无偿献血、有偿使用”展开论战，他表达两个意思：首先，红十字会每年靠垄断卖血赚得盆满钵满；其次，老百姓无偿献血，用血的时候却要花钱买。众多网友积极响应郎咸平，这也使得一直处在舆论漩涡中的红十字会再遭围攻。     

国企法律规制的理念转型与体系融贯

我国国企法律规制遵循“营利本位”理念并以“双轨制”体系而展开。“营利本位”理念无法契合我国新的改革主题下国企公益性的要求，应当向“公益本位”理念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国企公益性的概念界定、正当性来源与实现方式等基础性问题亟待阐释。同时，“双轨制”体系中存在公法与私法不融贯的难题。这一难题应借由公法私法交互支持秩序框架予以克服，即不再将公法与私法简单地看作两种对立的法律形式，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将二者视为为了完成共同任务互相补充与支持的规制手段。这一抽象框架还需要在不同维度下对“双轨制”体系的内容分析予以填充及具体化。     

危机公关的五大忌讳

危机时刻的品牌说服力更弱,因为人们已开始在新的层面审视企业的所作所为,跳离常态去思考与应对,乃是处于危机状态的企业应有的选择2005年,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批判部分国企改制的不良行为引发舆论热潮,被其财务研究的显微镜所放大的公司包括海尔、TCL、长虹、科龙。     

EMBO是否值得提倡

百年张裕国企改革采用的“EMBO(员工加管理层持股)模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国有大型企业MBO被明令禁止的情况下，EMBO能不能成为国企改制的一种新的方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第一，EMBO实际上是“大锅股”，也可以叫做“二锅饭”，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当中，都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这是一种良好的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当然从短期看可能有些效果，但边际效果递减非常厉害。第二，员工作为“雇员”与作为“老板”的身份重合和固     

权力寻租下的暴富机会

“为什么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多钱,这么快地富有?”2005年年底,学者郎咸平收到一封EMAIL,举报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举报信指向上海新贵张荣坤。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研究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对象并不是薪酬水平本身,而是不合理的薪酬,其本质上是不能真实反映高管的贡献、与企业绩效脱钩的薪酬。在我国,不合理国企高管薪酬难以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恢复其合理性,引入法律规制是必要的,当前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的现状也迫切需要法律规制。为保障国企高管薪酬的设定合理以及已设定薪酬不致失去合理性,应通过立法建立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制度、出资人代表薪酬审查决定制度和薪酬追回制度。当然,公开企业财务信息、设立科学的薪酬设定程序等也是国企高管薪酬立法规制的必要内容。同时,通过出资人代表派生诉讼启动薪酬司法审查是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另一主要方式,我国的薪酬司法审查应以信义义务为标准,并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     

人物

朗咸平:生命不息,炮轰不止素有“朗监管”之称的朗咸平再次开炮了。先是8月上旬,郎咸平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对海尔、TCL以及格林柯尔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随后,郎咸平又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炮轰格林柯尔所谓的“民企神话”,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席卷国家财富”。这些言论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身处漩涡的的朗咸平并不担心,并且表示他已瞄准了新的炮轰对象,其中包括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复兴集团、三九集团。     

语录

“做好自己的事,不管别人怎么说日前,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现身哈佛亚洲商业年会,会后在记者紧追不舍的发问下,张首次就“炮轰事件”发表观点。“这(郎咸平的质疑)没关系的,对海尔的发展、策略根本没有关系。”张瑞敏表示,外面的质疑太多了,专家学者教授们各有各的观点,难以做到一一回应。”     

中介解密MBO全过程

国内运作MBO的内外环境都相当复杂,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管理层收购的融资问题,还有收购的技术、主体等问题“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我们的利益与服务对象的利益是密切捆绑在一起的。”王向明,在MBO中介服务圈子里小有名气,他所服务的鼎轩文博投资管理公司曾经运作过许多地方国企管理层收购的案例。在他的记忆里,从事MBO,有成     

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

继《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后,郎咸平继续探讨中国的危机,并指出,美国将会乘中国之危挑起战争。郎咸平说,我们的"危"有三:第一、资产泡沫化,第二、经济停滞化,第三、通货膨胀化。而美国无疑将利用三大战争,汇率大战、贸易大战、成本大战,     

MBO的信托解决方式及其法律问题

MBO(ManagementBuy-out)即“管理层收购”,指目标公司的管理者或经理层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本公司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进而达到重组本公司的目的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现阶段,在以《公司法》和《证券法》为主干所设定的公司股份收购的制度框架下,MBO是实现产权结构变动、完善资源配置颇为有效的方式。但也存在一些法律障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的金融工具之一,信托引入MBO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由于MBO信托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有别于传统的MBO方式,它可以克服传统的MBO方式所不能克服的法律障碍,有鉴于此,本文作者对MBO信托做了一系统的探讨,对相关的制度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欧盟公共企业领域的反垄断法律制度

公共企业领域行政垄断与行政扶持行为均包括财政补贴、特许经营等措施,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相似性。欧盟反垄断法律制度对这两类行为给予了区别规制。一方面,基于附属理论严格禁止作为企业垄断行为诱因或强化因素的行政垄断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为保障公共经济利益服务而实施的对公共企业的行政扶持行为,得到了反垄断豁免。在当前我国国企类型化改革背景下,明晰公共经济利益服务构成要件,借鉴欧盟反垄断法制模式,可有效厘清与区别规制国有公共企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与行政扶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