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国家视阈下行政运行机制的重塑

“行政国家”这一术语彰显了行政权扩张的现实，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责。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也对传统的行政权的定位以及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行政运行机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行政运行机制必须进行重塑才能回归政府本来的角色，避免因行政权扩张而对其他国家职能的腐蚀，以及违反民主宪政体制和侵犯公民权利。     

跨界水污染的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研究——基于区域公共管理视角的考量

跨界水污染的治理并不是单个地方尤其是单个地方政府所能完成的。传统的基于行政区划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方式已经陷入了困境,进而催生了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治理制度安排。这种治理方式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观念的创新、制度环境的创新及组织安排的创新。各地方政府必须要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积极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进而建立起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协调、伙伴关系、双赢或共赢的治理机制。     

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     

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兼论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与困境

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它们在参与的面向(主体)、追求的目标、主要论题域、主张的理性类型等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按照民主化程度的“高-低”两分法,从逻辑上可以建构出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的四种关系类型.传统中国倾向于“低度的行政民主+低度的民主政治和行政”.受制于现行政治体制,中国近年来在民主行政方向的改革成效甚微,而在行政民主方向的改革却进展顺利.然而,行政内部民主的发展并未能促进外部公民参与,反而带来了一系列困境和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内在性”问题、地方政府权力出轨和行政的政治化.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将严重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带来政府治理危机.     

治理理论与我国政府管理创新

治理理论为我国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治理理论的本土化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夯实民主政治基础，培育和完善法制社会，当前要加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切实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新世纪我国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及目标模式

“公共”精神是新世纪我国政府行为的必然价值取向 ,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公正和服务四个方面。在“公共”精神的指引下 ,我国政府行为模式要实现从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从全能行政到有限行政、从信念行政到责任行政、从法外行政到法理行政、从强制行政到引导行政和从封闭行政到公开行政的转变。     

治理视野下的温岭“民主恳谈”

良好的治理即善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运用善治基本要素对出现在温岭的民主恳谈这种治理型模式加以剖析，提出政府需“投资”社会资本，要提高社会信任度、增强互惠规范、扩大参与网络以完善民主恳谈，构建和谐社会。     

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行为选择

区域公共管理地方政府职能除需具有一般行政区的管理职能以外,还需具有区域公共管理即区域政府合作职能。区域公共管理地方政府合作需要在树立合作行政理念、转变传统行政职能、实施合作行政整体性治理以及在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合作监督机制和违约处罚机制等方面寻求对策。     

行政边界、纵向干预型政府间协作与企业污染减排

行政区划是一种资源。以属地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催生了边界“藩篱”,造成了边界地区公共物品供给滞后，来自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纵向干预能否打破边界“藩篱”,缓解“边界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了中国情境下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纵向干预型协作对行政边界地区企业的环境治理效果与机制。研究表明：纵向干预型政府间协作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与共同边界的距离越远，协作效果反而呈现增加的趋势；从异质性看，在国有企业以及“财政分权”程度更高的地区减排效果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实施纵向干预后，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注意力配置，而且促进了行政边界地区的企业采用“源头治理”的方式降低环境污染，以应对纵向压力。上述结论在理论上有助于增进对不同协作治理类型的治理效果的理解，尤其是外部干预型协作；在实践上为政策制定者通过层级干预化解行政边界地区的公共事务治理困境提供了更加微观的证据。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值得相关责任主体反思的事件，但反思的重点更应当集中在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承担上。因为政府责任缺位是导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政府责任缺位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软弱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官员问责制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等存在缺陷造成的。为了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应选择恰当的路径来强化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创新到治理：地方政府创新的联动机制研究

当前,行政、政治、公共管理创新活动在地方社会层面大量涌现,治理结构逐渐形成,地方政府创新向地方治理的平稳过渡成为主要问题。基于此,从地方政府创新内部层次、地方政府创新到地方治理过渡层次结构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促进＂双层次＂结构互动的联动机制,以期为地方政府治理提供新的视野。     

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了政治进步与社会善治。由于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始终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创新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具体包括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和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展有效民主和践行法治三个方面。     

公共文化发展中的地方治理及其变革路向

在变革传统的“政治——社会”关系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语境下,文化发展的现实性和创新政府的前瞻性越来越多的显现出公共文化发展中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重要性.而地方治理从本质上深化和确认了我们对于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认知,基于政治取向的响应,地方治理是最重要而自然的民主形式,而出于对效率取向的考量,地方治理则是公共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基本保障.在新的民主参与形式和政治生态主题中,地方治理就成为探索多元化的地方参与的必然视角和选择.     

论地方政府治理效能低下的成因与提升

地方政府治理效能是当前我国地方行政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地方政府治理效能低主要是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不顺、公务员素质不高和法治不健全使然。要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 ,一是要切实推进地方行政改革 ,加速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二是要践行“三个代表” ,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提高公务员素质和技能 ;三是宜加快立法 ,严格执法 ,完善地方政府法治 ,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制、首长负责制、执法监督制和政务公开制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西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理论于上个世纪80年代传到我国,并在本世纪初对我国西部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主要原因:西部地方政府本身有加快、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有借鉴国内、国外成功经验和实用理论的需求;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世界各国都面对经济全球化加快和知识经济时代初见端倪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有部分满足我国西部地方政府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求的具体内容和经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也给我国西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几点启示。     

新世纪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中韩地方行政院校首届年度论坛"综述

200年9月24-28日,由韩国地方行政研究院、吉林行政学院、上海行政学院和北京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中韩地方行政院校首届年度论坛”在京举行。来自两国(中韩)四校的30余位学者与会。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新世纪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服务、透明、竞争力。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通过大会发言和讨论,就地方政府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及公共政策创新、人口管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普遍强调,进入新世纪,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各国地方政府都急需创新行政理念,构建公共管理体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升地方政府的竞争力。现按会议的几个专题,将与会学者的观点综合介绍如下。     

论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实现途径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公民意识觉醒,民主程度日益加深,传统管制型政府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此,我国各地展开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探索。本文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等政府理论为基础,根据服务型政府应有的特征和价值取向,针对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实现途径。     

试论新公共管理浪潮下延边的行政改革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兴起的政府改革理论,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新公共管理”模式是适应知识经济、信息时代而进行政府改革和行政创新的必然产物,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出现,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治理变革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本文拟从新公共管理产生的背景、基本主张等方面入手展开论述,进而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来探析我州的行政改革与创新的可行性措施。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公共治理涵义、意义及中国化

公共治理是指政府及其他组织组成自组织网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共同承担责任的治理形式。它标志着公共行政学二元模式的变革,将行政民主方式推向深化,并打造了全新的政府形象,使官僚制空间被压缩。公共治理中国化将是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深刻变革及文化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