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之检视——兼论《公司法(草案)》第48条之规定

在公司存续情形下,是否应当赋予公司债权人对未届期出资股东的出资请求权已成为当前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持肯定说的观点大体遵循四种论证进路：第一种是参照适用《破产法》第35条的规定;第二种是对《公司法》第3条进行文义解释;第三种是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进行扩大解释;第四种乃突破传统债权代位权原理。应该说上述四种论证进路皆不符合各自路径内部的基本原理,在论证过程中未臻圆满,不尽妥当。《公司法(草案)》第48条虽采用肯定说的进路,但该条文背后是对债权人保护的明显偏向,且没有涉及商事特性,在法理基础上略显不足,不应赞同。据此,公司债权人在非破产清算情形下请求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主张并不能得到支持。持否定说的观点既符合以往司法实践的裁判进路与最高司法机关的最新立场,也遵循了认缴资本制下对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保护的价值理念,应予支持。     

瑕疵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探讨——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司法实践表明,因股东瑕疵出资引发的纠纷占公司诉讼案件相当大的比例。而我国《公司法》对瑕疵出资股东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简单和粗糙,今年新颁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此问题上有了很多的进步,但仍有一些理论依据的缺乏和制度安排的不足。本文以该解释（三）为视角,从理论上对瑕疵出资股东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和形态及相关重要的特别事项作了展开式的分析和探讨,以求实现理论上的圆满并提供对实践上的帮助,促进立法对股东瑕疵出资的民事责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新《公司法》实施中的争点问题

由于立法者对上世纪80年代的“皮包公司”热引发的债权债务秩序紊乱后果记忆犹新，1993年《公司法》对投资者投资兴业规定了近乎严苛的门槛：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尤其是较高的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严格限定的狭窄出资形式；严格限定的智慧成果出资上限；禁止定向募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较高的公司上市门槛；严厉的公司转投资限制。总体而言，立法者对投资兴业采取了重安全、轻效率的立法理念。     

对公司股东用人力资本出资的探讨

现今,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东的出资方式,但笔者认为应拓宽股东出资渠道。本文试就股东用人力出资的可行性和必然性进行探讨,为公司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公司信用体系建设——基于新《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

我国于2013年12月28日修改、2014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公司法》取消了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将资本实缴登记制度改为认缴登记制,放宽了对公司设立的监管。这一做法降低了公司设立的公法限制,提高了民众的投资热情,也符合国际上的流行趋势。但发达国家放宽资本限制是建立在诸多配套的制度体系基础上的。我国《公司法》在引进国外的资本制度时,并没有引进国外与之相配套的先进的信用体系。如何在鼓励投资、维护股东利益的同时兼顾债权人的利益,在资本制度改革后,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这些措施中,企业信用体系的建设尤为关键。     

从信用基础看我国公司法的资本制度

本文以我国公司法的“资本信用”及法定资本制谈起,对比国外的立法与实践,指出我国公司法应完成由“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变,且结合我国的国情有选择地引进授权资本制,并提出法律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建议。     

质疑《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连带责任规定之合理性

公司人格否认,其价值功能在于当控制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对控制股东有限责任的突破,而不在于对公司独立人格的否认。股东利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行为,其责任追究仅一般性地规定由控制股东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理论上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实践中欠缺足够的合理性。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之探析

根据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日益复杂的婚姻家庭纠纷,结合社会现实,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有关财产纠纷、亲子纠纷等进行了规定。其中,第7条规定了在子女婚后由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的权属分配,为当事人提供了相应的意思自治空间,对于定纷止争、解决实际家庭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其立法技术粗糙、法律逻辑混乱,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     

论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评析《公司法》第152条

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制度已经在许多国家(地区)的公司法中得以确定,而我国现行公司法由于受到内部责任说的影响,对该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很多问题.文章对该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新的制度构想,以符合现代公司的发展趋势.     

股东表决权刍议

股东表决权是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而享有的,就股东大会议案进行表决和对公司董、监事进行选举的权利,是股东权的基础.股东表决权行使原则,行使方式有其特殊性.针对我国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在公司立法上应建立股东表决权的代理行使、书面行使,表决权信托制度;禁止对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加以限制;建立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累积投票制度;明确对股东大会表决、选举结果的公证制度.     

论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建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对于制约公司管理层滥用其管理权,平衡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法律一直未明确确立这一制度,只是在司法实践中依公平原则受理和判处了几例派生诉讼案件.本文论述了派生诉讼的概念、性质和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提出了一些在我国建立派生诉讼制度的立法意见.     

论强制验资的制度价值和制度基础

中国法律所确立的验资制度具有强制性。强制验资制度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它以中国的法定资本制为基础，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其制度价值。     

公司法中的弹性条款——法伦理与解释方法的应用

弹性条款是与法官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的，规定了框架性构成要件或者价值元素，需要进行价值填充，可以进行扩大或者限缩解释的法律规范。设置“弹性条款”，无疑可增加公司法弹性适用的空间。但对于新公司法中诸多弹性条款的规定，法官如何进行自由裁量，司法干预的程度和限度又将如何取舍，又是学界应当直面的问题。     

公司资本信用悖论命题下的解读与思考

当目前公司法学理与立法在频频质疑坚持＂公司以资本为信＂的观念成为主流的立法指引时,傅穹教授首次提出了公司资本信用悖论这一命题。通过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不难发现具有合理性。这一命题对传统的法定资本制和资本三原则的正当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质疑,也迫使学者对公司资本制的制度成因和理论假定进行反思和检验。     

从享乐主义文化看犯罪的成因

文章通过对享乐主义的基本概念、表现形式、学派、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代表人物的阐述,引出享乐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新发展——消费主义．又从消费主义引出享乐主义文化。通过对享乐主义文化在中国当今社会的新特征及其危害的分析．从享乐主义文化的独特视角论述了其对犯罪成因的影响．进而独辟蹊径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与对策。     

论公司法法律规范类型及其适用

公司法兼具强制性和任意性的特点,决定着公司法法律规范中既有强制性规范．又有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如何区分和判别公司法法律规范的类型是公司法实务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更是正确适用公司法的前提。判别和适用公司法法律规范,不仅要从法条文意上进行理解,还要结合公司法立法精神、执法理念及相关法条等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     

论诉讼时效的法定性

时效制度的法定性要求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等障碍性事由应当一概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预先放弃时效利益,也不能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在实践中,对于是否允许当事人约定改变诉讼时效期间以及是否允许当事人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两个问题存在着争议。不应允许当事人随意通过协议改变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利益也不可预先抛弃。对于时效期间届满后的诉讼时效利益允许义务人自由处分。     

我国公司资本形成的法律保护制度研究

公司资本形成的法律保护制度对于公司、债权人以及股东的利益都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对此虽有规定,但存在疏漏,且缺乏可操作性。公司资本形成的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应从缴纳出资的原则和如何缴纳出资两方面进行研究。     

侦查机关如何应对新刑诉法侦查程序的修改

旧刑诉法侦查程序的主要特点是侦查机关权力强大和相对人权利弱小的矛盾。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权,赋予律师辩护人地位;二是改革部分强制措施;三是技术侦查合法化;四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确立等。对于新刑诉法的修改,侦查机关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的策略主要有：一是观念转变;二是改变传统侦查模式,由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三是改变目前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由侦检分立走向侦检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