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校大学生犯罪不宜"暂缓起诉"

针对当代大学生犯罪率上升的现状,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对在校大学生犯罪实行了“暂缓起诉”制度的“浦口试验”,对此,社会上有不同看法。如何实现“法律化”与“人性化”的双赢,是个值得认真探讨的现实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之相对不起诉论要

检察机关依据有关法律对犯罪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又具备帮教条件的未成年人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是保护其身心健康、培养其良好品行、预防其重新犯罪的重要法律手段。从犯罪情节、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特定标准出发,正确适用相对不起诉,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成长发展和教育改造,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研究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暂缓起诉制度，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应完善立法，明确暂缓起诉的适用条件、原则和程序等，为该制度的运行提供法律依据。     

理性预期犯罪研究

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的本质及其规律,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高效的刑事政策服务,是我国法学学者所应承担的光辉历史使命。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预期假说作为理论基础,通过社会环境预期模型、预期犯罪风险—成本—收益模型、犯罪人禀赋—犯罪机会匹配模型、预期犯罪“五力”模型等模型的构建,对理性预期犯罪的概念、对象、内容、机理作出阐释;并通过理性预期犯罪理论说明国家“严打”刑事政策失灵的机理,构建中国的理性预期犯罪理论。     

青少年犯罪的暂缓起诉制度研究

对青少年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制度符合我国“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和预防犯罪以及回归社会的刑罚目的,是针对青少年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而采取的合理措施。我国应明确对青少年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制度的对象条件、罪刑条件、适用程序、考察措施与考察期限等条件,构建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青少年犯罪暂缓起诉制度以及相应的救济措施。     

我国企业家贿赂犯罪不起诉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企业家贿赂犯罪案件数量日益增多.在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即使对涉案企业家采用不起诉处理方式,也多是适用酌定不起诉.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整有效的企业家贿赂犯罪不起诉制度.因此,有必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家贿赂犯罪不起诉制度.     

在校大学生盗窃犯罪起诉犹豫制度的构建

在复杂的社会、学校、家庭因素的影响下,高校盗窃案件频发。现行法制对在校大学生盗窃犯罪的处理存在诸多问题,应建立在校大学生盗窃犯罪预防机制,通过适用条件的确定、缓诉权的赋予及起诉犹豫相关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使在校大学生盗窃犯罪起诉犹豫制度更具合理性及可操作性。让大学生健康成长与高校反盗窃犯罪达到平衡。     

犯罪理性人假设浅议

运用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来解释人类犯罪行为 ,已经有不少学者做过尝试。我们应该重新重视这个理论 ,以及它对犯罪原因和犯罪控制的解释能力。这个角度的解释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而且也将对犯罪预防的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检视与反思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试点改革主要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检察机关主导的,具有预防企业犯罪和保护企业及企业家的政策面向。当前,企业刑事合规可纳入刑事政策的范畴,藉由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目的管道进而影响到刑法规范的解释与塑造。当前立法的缺失和实践的保守,导致合规刑事激励不充分,亟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发掘刑事合规激励的理论潜力、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尚在探索,刑事合规适用对象、激励机制、制度目标等顶层设计问题,既需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也需要契合刑事法治深度,从而促进实践走深做实、刑事合规制度化。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起诉之后的社会工作介入

未成年人犯罪的不起诉制度,不仅符合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而且有利于挽救、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不起诉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终因受专业所限而不能有效地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矫治工作,从而使社会工作的介入成为迫切的需要。     

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管辖相关问题的几点质疑

由于我国刑事立案管辖制度对立案管辖权的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立案管辖制度规定的粗疏，且法律、司法解释、各部门规定的内容不统一，缺乏协调性；公、检、法三机关的刑事立案管辖权划分不科学、交叉管辖、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的刑事立案管辖权限，理论界对于监狱是否应该享有立案管辖权也存在争议。文章从立案管辖的划分标准等三个角度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案管辖制度提出质疑，为现行制度的合理运行提出一些完善相关立法的补救措施。     

关于犯罪追诉时效几个问题的研究

刑法中 ,有几类特殊类型的犯罪不能依照现行立法确定追诉时效 ,为体现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提出 :1.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制度。 2 .对行为与结果相继发生的犯罪 ,一律从结果发生时起计算追诉期限。 3.重新设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状 ,其追诉期限从拥有来源不明巨额财产时起计算。     

重婚罪疑难问题研究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无效婚姻可以成立重婚罪。我国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在罪状表述上照搬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模式,同时对事实婚姻加以认可,导致同时娶两妻在定性上的矛盾。因法律重婚而构成的重婚罪是结果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之日开始;因事实重婚构成的重婚罪是继续犯,其追诉时效起算时间应从犯罪终了之日起开始。     

“黑社会”犯罪之理性解析

"黑社会犯罪"属于社会科学上的术语,其天然的逻辑起点为"人".解析黑社会犯罪的理论根基在于理清人--群体--社会以及冲突--越轨--犯罪依次发展的脉络.通过运用社会组织学的观点,可以评价黑社会犯罪现象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形成历程;选择"人性"角度,可以阐明黑社会犯罪谋求生存所采取方式的必然轨迹,从而为真实地认识"黑社会"犯罪作理性的初探.     

宽严相济政策视野下自诉权与公诉权的理性回归

公诉与自诉的同时存在,必然导致公诉权与自诉权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协调自诉权与公诉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公诉权与自诉权实现理性回归是我国贯彻"公诉为主、自诉为辅"起诉制度必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得以体现的必然要求。     

逮捕实质条件的理论反思——兼论逮捕实质条件的立法完善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国家不应该在宣布公民有罪之前羁押公民，但是，由于国家理性的限制，公民对于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配合义务。这一义务的承担不是针对任意一个公民。追诉事实的可能性条件的功能就在于将负有特定配合义务的公民与其他一般公民区别开来。同时，诉讼风险决定了国家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诉轻重不同的犯罪，追诉犯罪的严重性条件的功能就是在成本代价和惩罚犯罪的功利追求之间予以平衡。逮捕措施是程序性而非惩罚性措施，诉讼保障的必要性条件就在于准确体现逮捕措施的性质，从而具体实现逮捕措施的节约化。新一轮的立法修改，应该从上述三方面科学设计逮捕制度的实质条件，以实现羁押状态下等候审判是例外的通行原则。     

检察机关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

暂缓起诉制度本质上是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所享有的一种暂时搁置起诉权的裁量权,是合理使用司法资源、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立法上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减少我国的再犯罪率,也可以达到减轻诉累、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     

关于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我国金融犯罪分类在理论上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展开的,在明晰金融诈骗犯罪立法沿革背景下,基于对犯罪客体概念的重申和犯罪客体的犯罪化与犯罪分类机能的认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独立设节虽然能突出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但是违背了我国以同类客体作为《刑法》分则章节设置的标准。从实然的法规范和应然的法体系视角来看,应将其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从应然的目的性视角来审视,未来《刑法》进行补正解释或将其纳入《财产犯罪》一章也许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对我国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转变的有力回应。     

构建我国公诉变更制度的几点思考

公诉变更是控审分离的刑事诉讼结构下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公诉变更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长期以来一直依据相关的司法解释行使公诉变更权。司法解释存在着过于简单的缺陷,使得实践中公诉变更缺乏严格的操作规范,应尽快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我国的公诉变更制度。     

渎职犯罪案件公诉实践中的证据审查要点

由于渎职案件的侦破既可以"由人到事",又可以"由事到人",故渎职犯罪的证明方法不拘一格,通过直接证据快速且独立地锁定案件事实和凭借间接证据链接所有案件事实均能够达到证明效果。审查证据过程中应当考虑监管部门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重大事故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管理职能,综合考量被告人玩忽职守的程度,以此确定特定责任者因果关系的量化定位,在量刑建议中予以体现。